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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麾下的這些軍官們一個個興高采烈的說著游擊戰的優點，李國耀的嘴角不由的有些上揚！
但是當聽到大多數人竟然都覺得這游擊戰竟然比正規作戰更厲害的時候，李國耀便知道歪樓了，當即清了清嗓子說道：“關於游擊戰和正規戰的優劣大家其實沒必要爭辯，因為兩者完全沒有可比性！”
“為什麼司令，卑職感覺這游擊戰就是要比正規戰術更好用！”謝寶軍道。
“那是因為環境變了，所以你才會有這樣的錯覺，事實上游擊戰和正規戰都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不足，因為他們適應的戰場不同！”
接著李國耀繼續說道：“正規作戰講究的是寸土必爭，講究的是禦敵於國門之外，所以拼的是消耗，打的是大規模的攻防。比如說全面抗戰爆發後正面戰場的第一場大戰役——淞滬會戰，就充分體現了國民黨軍的戰略戰術特點。淞滬會戰是國軍主動發動進攻的一場正面作戰，其目的就是要在日本人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在上海展開攻勢，以壓倒性的兵力優勢首先解決上海地區的日軍，解除對首都南京的威脅，還可以迫使日軍過早進行動員，打破其從華北由北向南逐步蠶食的節奏，如果這些意圖能夠實現，從戰略上說發動淞滬會戰是奪取主動的高招。”
“從戰略上講這個計劃是很有創意的，但是國軍的兵力運用以及戰術實在太糟糕，3個最精銳的德式師，本來最擅長野戰的突擊力量卻投入了城市攻堅；而在城市巷戰中，以營連規模的密集隊形在狹窄的街道上進行集團衝鋒，勇則勇矣，在日軍密集火力下只能使白白犧牲。因此連打了十天，都不能徹底消滅日軍在上海區區數千人的部隊。”
“等到日軍後續部隊一到，戰局隨即逆轉。而在隨後的攻防戰中又是一味進行寸土必爭式的陣地戰，與擁有強大海空火力的日軍死打硬拼，殊為不智，最終付出了傷亡25萬人的巨大代價，依然守不住上海。”
“而這種呆板的防禦戰術在抗戰初期一再重演，誠然，作為政府軍如果不作抵抗就輕易放棄國土，無論國際觀瞻，還是政府和軍隊的形象都會是沉重打擊，更會給民心士氣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一味採取人海硬抗火海的陣地戰，到最後就是人地皆亡。”
隨後李國耀繼續說道：“正因為正面戰場一敗再敗，我們損兵折將不說，還逐漸丟了上海、南京、徐州、太原以及武漢等地，前段時間又丟了廣州，因此大家才覺得正規作戰不堪一擊，沒有可取性。但是大家想過沒有，如果我們在正面戰場也使用游擊戰的話又會出現什麼情況？”
李國耀的話讓現場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是啊，正規作戰雖然傷亡慘重，但是這種戰術卻不見得真的不行，游擊戰厲害也不見的就適用於正面戰場。
想想游擊戰的16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在敵後戰場固然沒問題，但正面戰場要是也使用這種戰術的話，那這場戰爭可就完球了。
當小鬼子打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後退，或許用不了多長時間中國所有的大中城市就會被小鬼子全部佔領，這顯然是不可取的。
看到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李國耀心裡卻是明鏡一樣，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正規作戰和遊擊作戰等等戰術理論，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根據日軍的戰略以及所處的環境決定的。
八年抗戰中，日軍的戰略始終是飽受詬病的，甚至不少人認為日軍根本就沒有統籌的戰略規劃，就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日軍缺乏有遠見的戰略家，另一方面則是日軍中“下克上”的陋習將僅有的一點戰略規劃也搞得七零八落。
比較來說，日軍基層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所以戰術水準比較高，因此對二戰時期的日軍評價就是戰術一流，戰略末流。
反觀中國方面，或許是延續著注重戰略的傳統，在抗戰大戰略方面確實要遠勝日本。無論是正面戰場的國民黨，還是敵後戰場的紅黨，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持久抗戰的大戰略。
既然要持久抗戰，那就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榔頭的亂打。
尤其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老蔣就意識到了危險，隨即命令何應欽儘快制定抗戰計劃大旨，其核心內容就是“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
到1936年底，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制訂的《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中的甲案明確指出：“國軍對恃強凌弱輕率暴進之敵軍，應有堅決抵抗之意志，必勝之信念。雖守勢作戰，而隨時應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