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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話來說，我希望全中國人民都成為“富二代”。當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時候，財富就沒那麼重要了。要知道真正敢拋棄財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就像大畫家董壽平，他後來之所以成為大畫家，是因為他們家太富了，他就喜歡畫畫，把財產全扔了，一心畫畫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財富嗎？他會成為大畫家嗎？當中國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時候，生活會靜下來，這需要公平，規則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
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讓全社會的信任建立起來，因為我參與其中了，就像陪審團。中國現在也慢慢開始讓民眾的意見參與進來，你參與其中了，最後你才會擁有更大的信任感。大家別把“民主”當成敏感詞，十七大報告裡頭兩個章節都在大談民主。
最後一個，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會有敬畏，就會有變好的衝動與行動，就會有自覺對惡的剋制，個體與社會就會美好一些。
我覺得中國有很大的焦慮痛苦，來自我們的確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中國只有1億多人有著各種各樣的信仰，剩下的都是臨時抱佛腳。中國人進廟裡或者到觀裡頭目的非常明確。什麼事？沒孩子，那去找觀音。什麼事？病了，進藥王殿。什麼事？缺錢，拜財神爺。指向特別明確。另外，中國還發明瞭“許願”和“還願”這一說，全是臨時的，千百年來就這樣。
當然，必須強調，在中國，信仰可不一定與宗教有關，但一定與我們內心的充實有關。我們內心要建立一種信仰，就是要有敬畏。改革開放30年，慾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兩個詞，尊敬什麼，畏懼什麼。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條大河兩邊的河堤，這邊是敬，那邊是畏，河的堤壩足夠高，不管河流怎麼波濤洶湧，都不會氾濫成災。但問題是，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變低了，因此慾望的河流奔騰氾濫，帶來無數災禍。
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會那麼焦慮。
尋找信仰，我覺得這是中國最大的命題。
中國改革頭20多年，要解決人和物質之間的關係，“溫飽”“小康”“翻兩番”，全是物質的概念。經過20多年，我們物質達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就是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嗎？進入到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一個新的挑戰來了，一個13億的國家怎麼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關係？
幾千年走過來，中國人的信仰在哪裡？它在一種雜糅了的中國文化裡，在你姥姥給你講的故事裡，在你看的戲裡，在小學課本、唐詩宋詞裡，這些糾纏在一起，養成了我們骨子裡的信仰。比如中國人講究對長輩的尊敬，對孩子教育捨得投入，懂得節儉，還有敬畏天地。
但過去我們有的一些信仰，幾千年來對中國人起到支撐作用的東西被徹底毀掉了。中國傳統信仰是八個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八個字是根基，可現在信的人也不多，如果還有人信，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也不至於那麼嚴重。不信這八個字，是一個根源。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曾經提出“信仰危機”，那時候提的“信仰危機”跟現在我說的尋找信仰是不一樣的。那時候“信仰危機”指的是對內心的挑戰，而現在我們真的要尋找屬於中國人的信仰，它是什麼？它不一定是宗教，但應該是把中國人被摧毀掉的信仰鏈條重新接上。如果一個人活著沒有任何畏懼，他會讓整個社會感到不安。
也有人質疑說，現實中有很多的問題與障礙，可一下子把未來與目標推到了虛無縹緲的心靈與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對現實難題的一種無能並無奈的潰敗？我想並非如此，正是因為這些難題，我們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堅的武器，更何況，我們都得知道，我們打算往哪兒走。
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路。富裕之後，必是人們的主動選擇。你總該信一些什麼，比如真誠，比如友情，比如適可而止，比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讓自己安寧，也讓周圍的人被感染，沒信仰恐怕就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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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需要一個好心態
◎龍永圖
不同於我們當年的包分配，如今的年輕人需要自己找工作，因此有這麼一句調侃：“畢業就是失業。”這的確點出了當今年輕人的就業困境。那麼，解決這個難題的出路在哪裡呢？我認為核心還是需要現在的年輕人自己不斷增長才幹。在我看來，一個年輕人能夠在畢業之後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