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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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正常化，向鐵托派去了密使。當時，在1953年，這一切被描繪成可怕的謀反，其謀反小集團的成員被槍斃是罪有應得。 然而，1955年就已經與奧地利簽署了國家協定，外軍，其中包括蘇軍全部撤出。同一年，赫魯曉夫親自去見鐵托，並對他宣告說，因斯大林挑起的與南斯拉夫中斷關係的做法是錯誤的。 總而言之，傳說中對陰謀分子指控中的許多問題，現在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結果似乎是，我們在四十年之前曾經有機會重建農場經濟！也許，這完全有可能解決至少一個問題——糧食問題。那個領導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並許諾超過美國的赫魯曉夫，不僅僅剝奪了農民甚至在斯大林時期都保留著的微不足道的家產。 當然，貝利亞是個嗜血的劊子手。令人噁心的暴虐之徒，強姦犯，淫棍。但是，正如我們現在所瞭解的，其他蘇聯領導人的手同樣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在貝利亞之前，有亞戈達、葉若夫，以及成千上萬無名的劊子手。他們毫不猶豫地槍決無辜群眾，在監獄和集中營裡，帶著虐待狂般的快意折磨斯大林鎮壓期間上百萬的受害者。所以，應該將貝利亞案件的材料徹底公開，讓世人瞭解，是否有過爭奪權力的上層鬥爭，或者其中夾雜著有關國家發展道路問題的原則性分歧。  
維也納之行（1）
《新時代》雜誌社的福利遠比莫洛托夫秘書處好得多，但被逐出“領袖”身邊的事實卻噩夢一般糾纏著我，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 莫洛托夫親自指示我，以記者的身份去維也納面見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前德國總理約瑟夫·維特，這個活的歷史向我透露了蘇聯與西方和解的秘訣，以及列寧當年與德國簽署合約的秘聞…… 回顧我在《新時代》編輯部的最初一段時間，必須承認，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很快，我被列入編委會，並被任命為編輯部的責任秘書。各個外語版本都有了編輯，我的任務只是對他們進行一般的監督。責任秘書的職能範圍很廣——從純粹屬於記者的事情、編務一直到人事、財務等等。在經濟方面我沒有理由抱怨。因為以作者身份發表文章，還有稿酬。 “青年近衛軍”出版社1947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被欺騙的一代》——內容是英國青年的現狀。我們當時非常同情英國男女青年的困難，但是卻沒有想到，事實上我們的幾代人同樣也被欺騙了，終生都在被灌輸什麼再過三兩個五年計劃，全體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會到來，資本主義國家將被遠遠地拋在後面等等鬼話。 現在，我們才發現這一切不過是黃粱一夢。可當時我對自己的第一部，並且被譯成英文的大作非常自豪。 編輯部指定由某個特別食品基地保障食品供給，給編委會的每個成員規定的份額花樣多，質量好。在這個意義上，在雜誌社遠比在莫洛托夫的秘書處好得多。但我並沒有滿足感。心裡對過去的回憶，對於國家大事雖然是間接的參與，以及，我毫不隱瞞，接近“領袖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的特別感受依然鮮活。每天夜裡，這些感受在誘惑我，但大部分時間噩夢在糾纏著我，在夢裡，光明與跌落到無底深淵交織在一起。在多少個不眠之夜，腦海裡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著被“領袖”召見之前腦力勃發的那一個個無可比擬的瞬間。似乎就在我眼前，那個密藏心頭、通往他辦公室的走廊消失在迷霧之中。這不是嗎，我走過哨兵，他向我行禮。這不是嗎，這就是那扇門，像往常一樣，伏拉西科將軍在打盹。我開門，但是，門不聽話。伏拉西科長身而起，用一隻手撥開我。從深處傳來的聲音說：“您絕對不能進去！”地板在我腳下裂開，我飛速跌入深淵……每天夜裡，“被逐出天堂”的場景以各種變化重複出現。 多年以來整夜工作到早晨的習慣，使我不能按時回家。當大家都離開之後，我呆在自己的辦公室，閱讀編輯部收到的塔斯社新聞簡報，英美國家的報紙。那上面時不時會出現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們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而這一切在不斷地在提醒著，我已經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應該扔開這些報紙，不要看見它們，但手就像伸向發癢的傷口般伸過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們，當年是我接受了他們，當時他們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裡邁出最初的幾步，可現在都成了總領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對我而言這條路卻永遠關閉了。他們毫無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樂的勝利日沒有一個人來看望過我，沒有一個人打過電話。而前不久，所有人爭先恐後地請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兩個海軍的戰友帶著香檳酒來編輯部看我，後來我們一起去了紅場，那裡到處是狂歡的人們。 特別難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