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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作業時，吳建民也會弄出點小名堂。一次寫作文，他在題目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還在前面寫了“大文學家”四個字。老師看了，在講評的時候說：咱們學生中，有個人小小年紀，文章寫得不怎麼樣，就自稱大文學家……將吳建民挖苦了一通。
調皮的孩子不安分，不願意受成人們設定成規的框囿，喜歡搞點超越成規獨出心裁的東西，用一個好聽的詞叫特立獨行。這也許就是調皮的孩子成人以後往往比較有出息的緣故，但在少年時卻不太討成人的喜歡，於是許多少年由於成人的長期管束而被磨滅了這種或許原本可貴的潛質。
其實自稱大文學家，多少反映了少年內心對文學家洗練優雅的文筆的崇拜和欣賞，也可以視為一種積極向上人生追求的幼稚方式流露。只有當我們對吳建民的人生做長時間審視，才會發現這些幼年即顯現的性情所具有的價值，當然這是後話。
吳建民回憶說初中時，文學作品已經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誘惑。當時家裡又添了弟弟、妹妹，生活境況不是太好，沒錢買課外讀物，他只能坐到新華書店裡，滿足他的閱讀欲。書店就在離他家不太遠的陝西路，走路大約需要10 分鐘。又逢暑假，吸引吳建民的已經不光是釣魚、逮蛐蛐、粘知了、放風箏了，他的更多時間是在新華書店裡消磨過去的。
童年的記憶（4）
“穿個褲衩，光著身子，拖個拖鞋，跑進新華書店。找到愛看的書，一1955年高中畢業照，第二排左四為吳建民。
捧就是兩個多小時。”
豐富的閱讀對作文的構思，對琢磨一些人世間的道理，對文字表達能力的提高，都很有裨益，他寫作文的內容就自然而然豐富起來，是閱讀培植了他對作文的興致。
上高中那一年，他的媽媽又懷孕了，不方便每天早上給吳建民燒飯了，他要早晨起來自己生爐子做飯。開始生不著，做不好飯也就沒得吃，後來漸漸學會了生爐子做飯，吃飽後高高興興地上學。他又一次感受到生活依然繼續，還使他體會了凡事要動腦筋，要親自嘗試，而在這之後，就有成功的體驗，就有成就的快樂。
生爐子做飯本屬尋常小事，但有了如此過程和過程後的琢磨，就有了內容也有了內涵，他在作文時記敘了自己這一過程和感受。語文老師看了，評價說這篇文章寫得好，很真實生動，還在全班作文講評時把它當作範文唸了。
從自詡“大文學家”捱了挖苦，到真正寫出好文章，受到褒獎，這裡面也有不少經過思量能從中獲益的東西。說得到，做不到，是要遭人恥笑的；而做到了，就會受到讚賞，得到承認。
得到承認，得到鼓勵，是處在青春期的孩子莫大的渴望。吳建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這位語文老師，他叫朱慶頤，當時是吳建民他們的班主任。是朱老師的鼓勵，更激發了吳建民對語文和寫作的喜好，並使他因此而終生受益無窮。
吳建民還清楚地記得朱老師給他們上語文課的情景，他講過《史記》，講韓信成大事前忍受胯下之辱，講荊軻刺秦王的毅然悲壯，“風瀟瀟兮易水寒……”這個年齡的吳建民所知道的中國歷史上許多有作為的人成長的故事，大都來自《史記》，許多人生的道理，也來自《史記》，比如毛澤東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引用的“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就出自《史記》作者司馬遷的手筆。而引發吳建民對《史記》興趣的人，就是朱老師。
隨著年齡增長，吳建民好學的動力已經不是父親的“做人要有本事”，“荒年餓不死手藝人”，而是新的時代倡導的為了祖國的強盛，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讀高二時，他的各門功課成績已經列在班級前茅，還被推選為學習委員。
除了語文外，高中的物理、化學、數學、外語老師水平也相當高，教學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學生們學起來也很有勁。吳建民一度物理學習比較突出，還當了物理的課代表。
與學業並進的，還有政治。1954 年12 月，吳建民加入了中國共青團，還不到16 歲。在那個時代，對於個體的人生而言，政治上的進步似乎是頭等重大的事情。不光當事者自己很看重，周圍的人也會給予十分的關注。
吳建民向父親提出要一點錢，買一點糖果、瓜子什麼的，讓同學與他一起分享政治進步的喜悅，但父親很乾脆地拒絕了。那時吳家的經濟條件很不好，除了“參幹”的哥哥外，家裡還有五個孩子，一家唯憑父親操持舊貨店小生意的蠅頭小利供養。但當時的吳建民還體諒不到父親的苦衷，他甚至錯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