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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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報被定性為反革命的大毒草，那麼大字報的起草人之一施燕華屬於什麼？自己該如何對待，要表示什麼態度？他們已經明確了戀愛關係，這種關係還能不能維持？

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在吳建民也是前所未有。他從參加工作後，大多數時間在國外，主要關注點也在對外活動上，哪想到驟然間要面臨一個大是大非的決斷，這讓他這個一向比較乾脆的人，變的躑躅悵惘起來。

他去看了那份大字報，以及批判那份大字報的大字報，感覺要害的一句話就是“外交部——中國的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形成”。他看不出說這句話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險惡居心，應該說是出於年輕人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了不起年輕人看問題會偏頗幼稚，言語會有些過激。

就內心而言，他很珍視同施燕華的這段情感，此刻他覺得施燕華還是自己平素瞭解的施燕華，他們間的關係可以繼續維持。當時翻譯室的主任，是後來出任西班牙大使的馬牧鳴，他很擔心施燕華承受不了這樣的精神重壓，悄悄對與施燕華一起住集體宿舍的青年人說：你們注意一下，施燕華受得了受不了啊？會不會自殺呀？你們要關心一下啊。

8　月以後，形勢又出現了變化，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那份大字報在幾個月後又有了新的評判，吳建民、施燕華都感覺卸下了心頭一個沉重的包袱。1967　年2月底，他們結婚了。

婚禮籌辦得很簡單，外交部分給了他們一間在三里屯宿舍的房子，有十平方米。他們叫了一輛三輪車，馱上兩個人的全部家當，把家安在了新居。在革命轟轟烈烈的時刻結婚，他們受到了議論，有一句那個年代被用來形容胸無大志覺悟不高者的常用語，叫“三四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從戀愛到結婚，他們的交往好像不是特別的浪漫，正所謂“平平淡淡才是真”。1968　年年底，他們的女兒出生了，可還沒享多久天倫之樂，1967年與施燕華在北京農業展覽館。

1969　年初，施燕華被外交部安排到廣東省汕頭地區的牛田洋軍墾農場鍛鍊。本來不一定輪到她，但周恩來發了個指示，說知識分子要鍛鍊鍛鍊。

聽說施燕華要走，吳建民心裡特別不是滋味，因為這種下去鍛鍊並沒有一個期限，會不會從此“人海兩茫茫”呢？此時，領導讓吳建民去搞外調，先施燕華而離京。

吳建民走的那天下著大雪，施燕華推著腳踏車，送他到汽車站，一路無話。此時，還在哺乳期的孩子被送到了上海外婆家，施燕華馬上就要去廣東的農場，三人三地，一想起來真有點悽悽艾艾慘慘切切。

在施燕華不在北京的那段時間裡，吳建民經常陷入對施燕華的深深思念。晚上，別人都下班回家了，他還留在辦公室裡發呆，因為即使回到三里屯的小屋，裡面也是空空如也。他內心體驗到過去從未有過的孤獨。

可怕的事發生在1969　年的7　月28　日，12級颱風在廣東汕頭登陸，無情的海嘯沖決了牛田洋軍墾農場的臨海堤壩。在人力難以抗拒的天災面前，牛田洋軍墾農場的部隊官兵和大學生為了保護海堤和堤內稻田，忘我地進行了抗爭，結果有553　人犧牲。

在當年廣東軍墾219　師的總結報告中，這樣記錄了那驚心動魄的人與自然相搏的場面：“廣大指戰員和大學生為捍衛毛主席的光輝‘五七指示’，以‘黃繼光能用身體堵住敵人的槍眼，我們也能用身體堵住決口’的英雄氣慨，奮不顧身，前仆後繼，跳進決口，手挽手，肩並肩，築成一道道人牆，與狂風惡浪英勇搏鬥……六連大堤決口的緊要關頭，副指導員葉植坤抱著石頭帶頭跳進缺口，接著五班長、共產黨員楊兵谷高呼：‘為黨和人民獻身的時候到了！’帶領全班也跳入缺口，堵住海潮。五班的同志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當時施燕華所在的女子連，也接到營裡的命令，要拉到一線去堵海堤。但她們的連長認為，連裡的這些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不該讓她們去堵海堤，就安排她們退到山上躲避。在其他連隊鍛鍊的外交部人員去堵海堤了，有的人就在這場天災中喪失了性命。其中還有一個是業務很好的獨生子，他的媽媽得知兒子的死訊後瘋了。

進入1970　年以後，中國的外交漸呈復甦，在此後一年的時間裡，中國先後同25　個國家建交，迎來了一個新的建交高潮期。外交部翻譯室的工作又忙不過來了，隨之把下放到幹校、牛田洋的一些人召回北京。施燕華在翻譯室是業務骨幹，因此也被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