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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話，憑著它的技術能力，高核武器的生產就不遠了。”
他補充說，這是法國決不能接受的。
事過十三年後，從今天發展的情況來看他對蘇美關係的看法是特別有趣的。我那時對蘇聯增加它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導彈能力和海軍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關注。然而我們也看到表明蘇聯本來是願意緩和東西方緊張局勢的跡象。
我對他說，我個人並不認識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願意請教他對他們的評價，特別是他對關於鴿派和鷹派之間潛在的分裂的報道的看法，他表示了這樣一個見解：儘管蘇聯有“極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並不是一心想進行那種古典意義上的征服的。相反，他們要使蘇聯變得堅不可摧，與任何國家，特別是美國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他說，波德戈爾內是一位沒有勃列日涅夫“那樣魄力和熱情的老頭”，按照戴高樂的觀點，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宮的無可爭辯的主人。他說柯西金是一位熟練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過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靈活，而且根據法國獲得的情報，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義後入侵捷克問題上的態度要比他的同事溫和得多。
他說，儘管這些領導人可能在象捷克這樣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們認為捷克問題是件小事，而他們在大問題上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增強蘇聯的實力問題上。在與他們的談話中，他發現他們幾乎是直截了當地和坦率地回答問題，甚至很誠懇，但是他認識到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一種掩飾。他歸結說：“全世界都在等待著美國總統去和他們接觸，或是等他們去和美國接觸。”當我問他，是否認為這種直接接觸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絕對的：“毫無疑問。”
會談後當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車時，他要我向艾森豪威爾夫人表示他的慰問和敬意。戴高樂不經常顯露他的情感，但是從他談話的方式我可以覺察到他對艾森豪威爾懷有深厚的愛慕和尊敬，對艾森豪威爾的逝世他極為悲痛。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艾森豪威爾的葬禮上和他的會見。
我們早已擬定他訪問華盛頓的初步計劃。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辭去總統職務退休。他並不是因為重大問題而辭職的，而是由於一個小問題，即在關於參議院和地區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敗北。馬爾羅後來問他為什麼會為這樣一個“荒唐可笑”的問題而辭職，他的回答正是人們預料會從戴高樂將軍那兒得到的回答：“正因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樂象邱吉爾和阿登納一樣，發現培養和造就一個後繼人是困難的。邱吉爾定下了艾登：阿登納定下了艾哈德：戴高樂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為我所見到的較有能力的世界領導人之一。追隨一個真正偉大的人是極大的困難。杜魯門至少從歷史觀點來看沒有能力接替羅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上留下了他的腳卻沒有另一個人能繼戴高樂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經濟專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稱的繼承人，他給我留下的特別深刻的印象是，在我們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總是從全球觀點出發而不是從地區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的。
在戴高樂辭職後，我給他發了一封親筆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請他來華盛頓，並告訴他：“我們的許多城市和州將為你在訪問日程表裡包括它們而感到榮幸。”在結束時我寫道：“坦率地說，在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領導人領導的時代裡——美國的精神需要你的光臨。”維蒙·沃爾特斯把我的信交給了在科隆貝的戴高樂。戴高樂讀完後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書桌前寫了這樣一封親筆信：親愛的總統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極其熱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為感動。這不僅因您身居美國總統高位，也因為這些信件來自於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對您有充分理由懷有無比真摯的尊敬、信任和友誼。
或許有一天我將有機會榮幸地再見到您。此時我向您表示發自肺腑的祝願，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國內和國際事務中獲得成功。
請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轉達我的衷心的問候，我的妻子附筆表示熱烈的祝願。我親愛的總統先生，請相信我對你的誠摯和忠實的友誼。
夏爾·戴高樂
這封信是戴高樂給我的最後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領導人一起飛往巴黎弔唁。
夏爾·戴高樂一生中，在身材上高過常人，但是他的力量發白內部。蒜頭鼻，略顯渾圓的身材，柔軟纖長的手掌，所有這些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