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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瞭解亞洲和麥克阿瑟本人，或是不瞭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很少有人懂得麥克阿瑟的命運就是保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為此奮鬥了二十年。
作為麥克阿瑟的欽佩者，我從來也沒有完全弄明白象他這樣一位具有如此巨大和不言而喻的成就的人，為何在美國知識界中卻是如此不受歡迎。在麥克阿瑟的大部分生涯中，困擾著他的那些惡毒的攻擊，可以部分地用布萊克勳爵為迪斯雷利撰寫的古典傳記的跋中的話語來解釋。
布萊克勳爵指出：雖然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卻同樣受到同代人激烈而不公正的批評。他寫道，“事實確實是，他們兩人雖然風格大不相同，但都是不平常的人，都是天才；同時，象大多數在議會民主制度下管理國家的、有才華的人一樣，他們激起了很多人的嫌惡，為構成人類的大多數的庸碌之輩所不信任。”
如果麥克阿瑟隱退以後，到他從1935年起就一直居住的菲律賓或日本去，他的晚年可能就不會那麼空虛了。日本人崇敬他。那些仍然記住他擔任最高司令官的歲月的人們，也一直景仰他。1961年，他在菲律賓進行激動人心的旅行時獲悉，菲律賓軍隊在每次集合檢閱時，都要呼喚他的名字，並由一位軍上接答：“精神永存！”許多美國人讚揚麥克阿瑟對日本人襲擊珍珠港進行復仇的行動。然而，不論是日本人、菲律賓人和南朝鮮人，都沒有把他看作一位復仇者，而是把他看作解放者。他使日本人民從極權主義和對天皇的崇拜中獲得自由：使菲律賓人民從日本人手中獲得自由；使南朝鮮人民從共產黨人手中獲得自由。
在許多美國政治評論家看來，麥克阿瑟的存在似乎是時代的錯誤。但是，縱觀他在亞洲的整個生涯，可以看到，他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在本世紀初期，他隨他父親去遠東旅行後，就推測日本可能打算統治它的鄰國。三十年代，他就日本對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日益增長的威脅提出了警告。他在日本的進步的改革，無論從廣度或深度上，都超過了華盛頓坐辦公室的官員們為美國佔領日本所描繪的藍圖。在朝鮮，他知道共產黨人不僅是為南朝鮮而戰，而且是為了控制整個亞洲而戰。
他關注的問題的分母，常常是日本。他既全神貫注於日本對遠東的威脅，在戰後又全神貫注於別國對日本的威脅。在他管轄日本的五年中，出現了兩種表面上看來都自相矛盾的議論：第一，麥克阿瑟雖然精通於戰爭，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獻身於和平的人，第二，他使用了極端專制的手段，以完成把日本從極權主義的統治下永遠解放出來的任務。
當然，第一種說法確實不是荒唐的。那種認為士兵們和將軍們由於本性難移，使世界處於持久的交戰狀態的想法，從六十年代起，就只是哲學上的一點殘片了。正如麥克阿瑟1962年在西點軍校的極其動人的告別演講中所說，“軍人比其他一切人更期望和平，因為他們必須經歷和忍受戰爭所造成的深重災難和創傷。”
在美國曆史上的和平時期裡，沒有人被授予絕對的權力。
為了防止濫用職權，民主國家裡的政權被分散到社會的不同部門中去。然而，麥克阿瑟在日本時卻擁有絕對的權力。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用別的方法在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
一位時事評論員就佔領日本問題寫道，“麥克阿瑟是在控制。如果在日本採取暴力、專制和經濟混亂的方式，一定會把它建設成為一個熱愛和平的、民主的、繁榮昌盛的工業化國家。”這政治家是在有意識地開玩笑，但是他基本上還是說對了。日本人學得很快，不久就學會死記硬背地談論民主的抽象原理。當然，要他們從心眼裡相信民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百五十年前，讓·雅克·盧梭面對著如何建立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棘手問題，寫道：人們……是不會用抽象的觀，點來管束自己的。除非迫使他們快樂，否則他們不會快樂；為了使他們熱愛幸福，必須使他們感到幸福。這就是英雄施展才乾的一種職責。……盧梭的觀點是在一個新社會誕生的早期提出來的。它的價值必須由某些聰明的、具有遠見的英雄自上而下地灌輸下去。
就日本而言，麥克阿瑟就是使日本人感受到了自由、因之熱愛自由的英雄。他和吉田一起，使日本人民珍視自由，並且因此而願意維護自由。事實上，在現代政治歷史上，沒有一個人象麥克阿瑟一樣更近似於半神式的、被稱為法典制定人的人了……即一個具有如此之高的政治遠見和能夠按照理想的模式獨自重新創造社會的人。
象日本自己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