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

第15部分 (第2/4頁)

成立的。我們查閱了1980年8月29日陳冀德寫的證據材料，情況是這樣的：1976年5月7日，陳冀德向被告人姚文元彙報他在濟南參加魯迅著作註釋出版工作座談會的情況後，在談到###時，被告人姚文元曾講過上述起訴書引用的這一句話。被告人的這一句話說明什麼問題呢？他說文化大革命是暴力，###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他的這句話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認識。請法庭注意，被告人姚文元講這句話是在1976年5月，正是“四人幫”猖狂一時，得意忘形的時候，在那個時候，被告人姚文元沒有預料到在1976年10月他們將被覆滅，他也難以預料到那時他們要在上海策動武裝叛亂。因此，被告人的這個講話，與後來的上海武裝叛亂不能認為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還想引用一個重要事實，請法庭考慮，那就是被告人姚文元與陳冀德談話時說：‘不要記。’這就說明被告人姚文元的這句話不能證明與以後的上海武裝叛亂有直接的關係。

關於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問題，根據1980年12月13日法庭調查中出示的證據和證人的證言，已經證明張春橋、王洪文是上海武裝叛亂的策動者。早在1967年7月，張春橋就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張春橋提出，‘以槍桿子保衛筆桿子革命’，1976年2月，王洪文說：‘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們可給我抓好’。王洪文1976年9月23日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你們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是不會甘心失敗的。’法庭調查時，徐景賢供認，‘四人幫”覆滅的前夕，1976年9月28日張春橋向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下達指令，說上海要‘經受大考驗’，‘要打仗’。於是‘四人幫’一垮臺，徐景賢、王秀珍等人按照張春橋、王洪文的指令，立即策動上海武裝叛亂。上海武裝叛亂是張春橋、王洪文長期經營幫派武裝的必然結果。被告人姚文元對這一罪行不應負刑事責任。

對姚文元第四次開庭　法庭辯論（3）

起訴書第25條指控，1968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誣陷中共上海市委是‘黑班子’，誣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誣陷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是‘叛徒’。曹荻秋同志和金仲華副市長被迫害致死。根據王秀珍1977年1月14日的供詞，曹荻秋專案是全市的重大案件，是張春橋一直抓牢不放的。張春橋1968年親自把曹荻秋全部檔案材料調北京，張春橋一定要把陳丕顯、曹荻秋都定為叛徒。馬天水1977年1月14日供詞也說：根據曹荻秋專案組彙報，認為定曹荻秋為叛徒證據還是感到不足。於是，馬天水給張春橋打了一個電話，說明定曹荻秋是叛徒證據不足。張春橋在電話裡氣焰囂張地說：‘如果曹荻秋不是叛徒，全國就沒有叛徒了！’被告人姚文元雖然在報批曹荻秋為叛徒的報告上畫了圈，負有一定的罪責，但是從全部情況分析，張春橋在這一罪行中，是起主要作用和決定作用的。這一事實也請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起訴書第34條所指控1967年5月，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支援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鎮壓群眾的罪行。根據王效禹1980年6月20日的供詞，當時張春橋反覆對王效禹說：‘你有力量我就支援你。’在張春橋的直接煽動和支援下，王效禹在1967年5月7日製造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大院武鬥事件，拘捕關押388人。從法庭出示的證據來看，姚文元事先並沒有表態，武鬥事件後，被告人姚文元雖然在山東省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講了話，祝賀‘打了一個勝仗’，這當然要負一定的罪責，但是從這一犯罪活動的整個過程來看，事先策劃、煽動、支援王效禹鎮壓群眾的是張春橋。張春橋應對這一罪行負主要責任。根據以上幾點辯護意見，請法庭在對被告姚文元量刑時予以考慮。”

辯護人韓學章發言後，公訴人檢察員王文林發言，他對姚文元剛才的辯護進行駁斥，他說：“事實很清楚，被告人姚文元在辯護中的言論，是玩弄辭藻，花言巧語的狡辯，是拒不認罪的反抗，也是他不珍惜和濫用法律給予的辯護權的表現。”

王文林發言後，辯護人張中發言。他說，關於被告人姚文元的態度問題，從查閱案件材料看，在公安機關預審階段和檢察機關提審過程中，姚文元對問題還是交待的。從庭審調查開始以來，對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指控的罪行，姚文元都作了比較詳細的回答，對主要的事實還是承認的，表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