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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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並偽稱飛機發動機有故障，拒不執行調回北京的命令；一面將周恩來總理追查飛機行動的情況報告周宇馳。周宇馳隨又報告了林立果。當晚11時35分和13日零時6分，李作鵬兩次向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下達命令時，將周恩來總理關於256號專機必須有周恩來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的命令，篡改為“4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9月13日零時20分，海軍航空兵山海關場站站長潘浩已經發現當時情況異常，打電話請示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這時李作鵬仍然沒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致使林彪、葉群、林立果得以乘256號專機叛逃。林彪得知周恩來總理追查專機去山海關的情況後，判斷南逃廣州另立政府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遂於13日零時32分登機強行起飛，外逃叛國，途中機毀人亡。

9月13日3時15分，在北京的周宇馳等人得到林彪外逃訊息後，劫持3685號直升飛機外逃，被迫降。從直升飛機上繳獲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竊取的大量國家機密檔案和策劃武裝政變的材料。

林彪等人叛國外逃死亡後，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繼續進行誣陷迫害各級領導幹部的犯罪活動。1974年至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團指揮“梁效”、“池恆”、“羅思鼎”等寫作班子進行反革命煽動，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各級領導幹部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已經成為他們所謂繼續革命的物件。1976年，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國製造新的###，誣陷迫害大批領導幹部，圖謀最終顛覆政府。3月，江青在對12個省、自治區負責人的一次談話中，點名誣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領導幹部。同年，張春橋指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馬天水、徐景賢在上海召開的萬人大會上，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變成走資派”。同年，王洪文和姚文元指使《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派人到國務院一些部門和一些省，按照他們的意圖編造材料，誣陷重新出來工作的老幹部“組織還鄉團”，“翻案復辟”，並且以此作為向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和地區進行奪權的根據。1976年3月至5月，江青反革命集團捏造事實，誣陷南京、北京和其他各地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是“反革命”，誣陷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臺”，煽動鎮壓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

宣判（4）

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張春橋、王洪文以上海為基地，建立和擴大由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裝”。早在1967年8月，在張春橋審批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的打算》的報告中，就提出所謂“以槍桿子保衛筆桿子革命”，積極建立他們控制的武裝力量。王洪文從1973年至1976年多次對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骨幹馬天水、徐景賢和王秀珍說：“軍隊不能領導民兵”；“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你們可給我抓好”；“我最擔心的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要準備打游擊”；要他們加緊發展“民兵武裝”。江青反革命集團計劃利用他們自認為屬於己有的這支武裝力量，在上海策動武裝叛亂。1976年8月，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林彪餘黨、南京部隊司令員丁盛到上海，對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說，駐在上海附近的六十軍，“我最不放心”，“這個軍我指揮不動”，“你們要有所準備”。馬天水隨即決定由他們所控制的武器倉庫中發給“民兵”槍74220支，炮300門，各種彈藥1000多萬發。9月21日，張春橋在北京聽取徐景賢彙報丁盛談話和給“民兵”發槍的情況後，對徐景賢說：“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9月23日，王洪文在電話中對王秀珍說：“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會甘心失敗的。”10月8日，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獲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訊息後，決定發動武裝叛亂。他們所組織的武裝叛亂的指揮班子進入了指揮點，架設了15部電臺，溝通了聯絡。他們還調集和部署了“民兵”萬名。10月9日，上海市民兵指揮部負責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攜帶各種槍炮萬餘件。10月12日，上海市民兵指揮部另一負責人鍾定棟制定了取名為“捍一”、“方二”的兩個作戰方案。當晚，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交組負責人陳阿大等人開會，策劃停產罷工、遊行示威，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宣稱要“決一死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