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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其餘留給客戶。有個相當大的部門是為白領罪犯作辯護的，不過白領被合為了得到庫貝事務所的支援也得有相當高的純利收入才行。還有兩個最大的部門，一個代理商業訴訟，一個代理保險賠償。除了那些當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這在總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比幾乎微不足道——事務所賺的錢是按鐘點收費得來的。有關保險的業務為兩百塊一小時，如果情況允許還要多。刑事犯罪辯護為三百塊，大銀行四百塊，有錢的大公司客戶給那些懶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內聘律師的費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時。
庫貝事務所靠小時賺錢如印鈔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辦公室儘管時髦但並不豪華。他們在市區第三高的大樓頂層整整佔了一層。
同多數大公司一樣，庫貝法律事務所在有了太多的錢之後就覺得有義務建立一個小的公益部門來完成它對社會的道義責任。值得驕傲的是它有一位專司公益事務的合夥律師，迦納·古德曼。他是個古怪的社會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層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和兩個秘書，此外還跟一位訴訟律師共有一個助手。事務所燙金的小冊子中列了不少事實來說明事務所鼓勵律師們致力於公益事業。小冊子上公佈著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庫貝事務所的律師們為那些付不起錢的顧客捐獻了幾乎六萬個小時的寶貴時間。這裡有貧民區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當然，事務所也深切地關心著處於困境的無家可歸者。小冊子上甚至登了一張照片，兩個年輕的律師，脫去茄克衫，挽起袖子，鬆開領帶，汗流浹背，眼裡滿是同情，他們正在一處看來像是垃圾掩埋場的地方與一群少數民族兒童一起幹著低賤的零活兒。律師們在拯救社會。
亞當·霍爾從容地沿著六十一層的走廊朝古德曼的辦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這樣一本小冊子。他與另一個從未謀面的年輕律師點頭打招呼。事務所舉行聖誕晚會時，門口就發放名片卡。一些合夥律師幾乎互不相識。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見一兩面。他推開一扇門，進入一個小房間，秘書停止了打字，似有似無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禮貌地向一排椅子點點頭，讓他坐下等。他比約會的上午十點鐘提前了五分鐘到達，似乎這很重要。其實這裡是公益部門，不必考慮時間，不必考慮計價鐘點，不必考慮業績獎金。這裡與其他部門不同，古德曼不許在他牆上掛鐘。
亞當瀏覽著他的卷宗，看著小冊子忍不住發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歷——大學就讀於佩珀代因，在密執安上法學院，當過校法學評論編輯，以及他做的有關殘酷的及非正常刑罰案例的筆記，對近來死刑案例的評論。一份很短的履歷，他畢竟才只有二十六歲。他受僱於庫貝事務所才滿九個月。
他一邊讀兩篇冗長的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加利福尼亞州恢復死刑的決定，一邊作筆記。他看了看錶，又接著讀。秘書終於問他要不要咖啡，他謝絕了。
E．迦納·古德曼的辦公室是個凌亂不堪的書房。它雖然寬大卻很擁擠，四壁都是被書壓彎的書架，佈滿灰塵的卷宗堆了一地，辦公室中間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種各樣成堆的檔案。廢棄物、垃圾，及信件等覆蓋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緊閉著的木製百葉窗，從寬敞的窗戶望去，可以看到氣勢恢宏的密執安湖。顯然古德曼先生不會把時間浪費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著整齊的灰白鬍須，有著滿頭濃密的灰髮的老人。他的白襯衫漿得筆挺。一個綠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領結端端正正地打在頜下，這是他的標誌。古德曼沒站起來但用手勢表達了冷冷的問候。
亞當把卷宗呈給古德曼，然後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緊張地等著。古德曼邊看邊捋著鬍鬚，擺弄著領結。
“你為什麼想做公益工作？”長時間的沉默後，古德曼喃喃地問。他沒有從卷宗上抬起眼睛。隱藏在天花板內的揚聲器中輕柔地飄出古典吉它樂曲。
亞當很不舒服地挪動著身子。“啊，各種原因。”
“讓我來猜猜。你想為人類服務，給你的社群一些回報，或者，沒準你在這個按鐘點收費的黑店呆的時間太長了而覺得內疚，你想清潔你的靈魂，弄髒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幫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藍眼睛從他架在鼻樑上的黑框老花眼鏡的上邊向亞當飛快地一瞥。“說對了一條嗎？”
“不太對。”
古德曼繼續審視著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幹過？”他正在讀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亞當的上司。
“是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