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政傳信錄:戰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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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黃翼升一軍沒有不走的理由；而終於“梗令”達五個月之久，李鴻章、黃翼升反了不成？這就是前面說的為成功而不顧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軍雖於一年內攻克十餘座城池，但是，不將蘇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戲無高潮的養生之法，聊可自娛；不足成其戰則勝攻則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賞。統帥如李鴻章，部將如黃翼升，所思所慮俱不能出此範圍，所以才一氣串通，悍然違命。功利二字連用；克蘇州是功，黃翼升一軍餉需取自李鴻章，則是利。曾國藩給彭玉麟分析黃翼升敢於抗命的原因，說：“昌歧（黃翼升字）餉項出自滬中，固不能不聽少荃（李鴻章字）調遣”　；羅爾綱先生研究湘軍、淮軍制度對近代兵制的影響，說最重要也是最惡劣的一點，就是由於軍隊就地籌餉，統帥私人籌餉，導致國有軍隊變成私人軍隊，開創了清末民國軍閥割據的局面　。曾國藩說黃翼升敢於拒絕統帥曾國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餉項出自滬中”，不敢得罪財神爺李鴻章的緣故。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種歷史現象，我多費點筆墨，用現代行政制度的弊端解釋一番。地方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之時，各省都曾發生公安、檢察、司法部門為“維護”本地企業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綁架”相關“涉案”人員的極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則，公、檢、法等機構都應根據國家法律，遵從上級機構命令，合法行使權力，無庸也不能為地方事務濫用權力。但是，由於中央政府在“餉項”方面不能盡行滿足各部門的預定“餉章”、乃至符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規定的實際“需求”，各部門經費不得不靠地方財政解決一部分。既然部門經費、福利與地方財政發生關係，那麼，地方財政的盈絀必將影響各部門的實際收益，於是，各部門不得不應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擔為地方經濟“保駕護航”的義務和責任，從而將使用權力的依據由國家法律置換為地方利益，將政令來源由上級機關置換為地方政府，因此，國家權力變成了地方權力。以黃翼升為代表的武裝（公、檢、法等地方機構），名義上是官軍（國家執法機關），卻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級主管機構）的命令，只聽命於為之提供經費的江蘇政府或者說李鴻章個人（地方政府），則本質上已經蛻變為地方或者私人軍隊（地方權力）。 這種有奶便是孃的做法，曾國藩能夠理解，但不能夠縱容，於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鴻章下達最後通牒： “昌歧（黃翼升字）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不參辦。……閣下五、六、七月各緘均稱待李質堂（朝斌）軍到齊，即令黃部換防赴淮，至八月後忽變前說。……楚軍歷年之規模，彭（玉麟）、楊（嶽斌）與唐（訓方）之公議，迫我以不得不參”； 所謂“八月後忽變前說”，即蘇州圍定後，必須水陸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廣，淮揚、太湖兩軍合力才足以佈防，故李鴻章不能放走黃翼升，不能遵守黃、李換防的“前說”。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曾國藩不得已，只能“不得不參”。信到之時，李鴻章正在蘇州督戰，外圍牆壘盡被“踏平”，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憚於嚴命，將水路撤圍，必將前功盡棄。所以，他橫下一條心，頑抗到底，遂寫下這封“詞意乖忤，氣質不平”　的答覆： “奉初九日鈞示，以昌歧不應調、必須參辦見責，震悚無地。……蒙調此軍以來，鴻章每函必懇暫留，其說不一，先私情而後公事，總之懇留協剿。今蘇、（無）錫垂成之局，更難鬆勁，仍懇吾師檢閱前後函稿。此軍從鴻章最久而親，蘇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師必欲苦逼！應請暫勿參奏，先檄質堂將各防接替（原注：彼固不肯分船。船單，亦實不敷），而昌歧不行、鴻章不遣，再將昌歧與鴻章一併參奏，死亦甘心！蘇省水路，彭、楊、唐諸公皆未親歷，而遽科鴻章以擁兵自衛之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語有之乎？！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　； “先私情而後公事”；所謂“私情”，一是指他和曾國藩的師生之情，一則謂“此軍從鴻章最久而親”，隱喻黃翼升已經改換門庭、換了大哥之意。所謂“公事”，也有兩層意思：既雲“蘇省攻剿至急且大”，言外之意則是協剿苗逆至緩且小了。上一封信，他就很不客氣地提醒曾國藩：“究竟協攻蘇州與協守臨淮？事體宜分輕重，賊勢要看緩急”　；“私情”當厚於門生，“公事”莫急於蘇州，可說是佔盡情理，“而吾師必欲苦逼”，顯見得在埋怨曾國藩漠然無情、蠻不講理。埋怨歸埋怨，耍賴也得有說辭，他的緩兵之計則是等李軍“將各防接替”後再調黃軍，否則，“將昌歧與鴻章一併參奏”。從五月“調”到十月，從夏天“接”到冬天，嚴格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