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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也沒有用。那個維也納人保羅·克呂格爾（PaulKrüger）只因為身上有一個盲腸炎的舊傷疤，就被選中了。看了營裡留下來的統計表，我們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這十四個月中間，單是在布惹秦加的驗疫營一個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個人中選死亡，刑場就在二十號房的外科手術室或者在二十八號房。殺人的利器是注射針。中選的人坐在一把類似牙醫用的椅子上，兩個囚人捉住他的兩隻手，第三個囚人拿著他的頭，並且用毛巾縛住他的眼睛，然後納粹屠戶用一根長針刺進他的胸膛。
被害的人並不馬上死去，他只覺得眼睛發黑，什麼都看不見。
另外那幾個幫忙打針的囚人便把他帶進隔壁一間屋子，讓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裡還可以活二十分鐘。那個叫做克勒爾（JosefKlehr）的黨衛軍班長對這種注射很感興趣。要是他覺得醫生們挑選出來的囚人太少，他還要自己出去找尋。
十七號的號牌上寫著“囚人生活”。這裡有文字，有照片，有圖表，有數字，有圖畫，有實物，有雕像。我看見了威顏木夫（Wiejmów）畫的八萬囚人點名圖。點名是囚人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節目。而且一天還不只點一次名。在一張圖表上我看到“十二點至一點——點名”，“三點半至四點半——點名”的句子。連那些在勞動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們揹回或者用手推車推回去參加點名。這樣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個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這情景也由一個畫家布南特胡伯爾（Jerzybrandhuber）表現在圖畫中了。一個房間裡陳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這裡孩子們被強迫跟父母隔離了。從外面帶進來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氣房的。而在集中營裡生的嬰孩，納粹的醫生會注射毒藥殺死他們。一個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個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兒，這是拉衣諾黑（H。Raynoch）的《母與子》（MatkaDziecko），母親摟著孩子，用一隻腳跪在地上。她只有極短的頭髮，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許會把她當作一個男人。這正是集中營的慣例：每個女人被帶進來，最先就得剪掉頭髮。這些頭髮被人好好地儲存成批地送到德國去，給專門的工廠做床氈的原料。在集中營成立的初期，女人還可以在奧斯威辛住一個時候，到後來毒氣房和焚屍爐接連地建築、擴充，女人們一下火車就讓人直接送進了毒氣房，“剪髮”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屍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時完成。營裡有專門的“牙醫”來拔去死人嘴裡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個囚人被強迫來擔任這種工作。我把《母與子》看了許久。
我想著：這個母親是在保護她的孩子，不肯讓人們把他送進毒氣房嗎？這個母親是在摟著孩子向人們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嗎？我瞭解她的感情，因為我也有過母親，而且我也有著孩子。那麼我能夠說出做母親的在那個時候想著什麼嗎？“至少讓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說過了這樣的話。但是母親和孩子全死了，也許病死在營裡，也許毒死在毒氣房中。納粹殺死了無數的母親和孩子，納粹給波蘭帶來毀滅和死亡，給世界帶來毀滅和死亡。他們定下了大的計劃：要殺盡猶太人，使波蘭人絕種，把吉卜賽人完全消滅。然而新的世界從廢墟中產生了。波蘭人仍舊活著，並且活得更勇敢；猶太人仍舊活著，吉卜賽人也仍舊活著。而希特勒和他的匪幫的骨灰卻不知飄到那裡去了。
阿來克斯立在一個玻璃櫥前面。櫥裡，上面的一層放著一個小小的木頭做的東西。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這就是刺號碼的工具，”阿來克斯憤恨地說。“每一個人來到營裡，帶的東西給搶光以後，手臂上先給刺一個號碼，然後照三張相，自然是穿著條紋的囚衣照的。我們都是這樣地開始了集中營裡的生活。這裡全是我們的生活的說明。”他掉過頭把房裡的一些畫和一些圖表指給我們看。
的確，一種受難的生活在我們的眼前展開了。白色的牆壁立刻消去，時間馬上倒退。我彷彿聽見樂隊在奏樂。我彷彿看見無數穿條紋囚衣的人，縮著頭經過大門朝各處走去。這是勞動的囚人的隊伍。他們在傍晚才回來，有的淌著血，有的彎著背，有的還用木架抬著同伴的死屍，有的把死屍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屍放在小車上推著，這時候也有樂隊奏音樂在門口迎接他們。這樂隊也是由囚人組織成的。後來當人們成群地走向毒氣房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樂隊“歡送”他們。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晨四點鐘起床，至於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們消磨時間的方法除了“點名”之外，還有“體操”和“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