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事找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了軟木板。現在立在牆邊的木板還是後來重做的。”阿來克斯繼續把說明員的解釋翻譯給我們聽。我的一雙近視眼看不到血跡，可是我看見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並沒有被人忘記，而且永遠不會被人忘記。我記得一個叫做約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歲的波蘭青年，他因為寄了一封信出去，敘述了集中營裡的真實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號房的號牌上有一行波蘭字，意思是“死屋”。“這是政治犯的牢房。這裡頭的情形可以跟歷史上最可怕的監牢相比。”當我的腳踏上門前臺階的時候，我聽見說明員的這樣的解釋。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羅要塞，想到了席呂塞爾堡。但是納粹特務們的殘酷超過了專制的帝王。從彼得保羅要塞和席呂塞爾堡，還有不少的囚人活著出來，用他們的著作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而這裡卻是一所名副其實的死屋，沒有一個囚人能夠活著走下這個臺階。但是今天我們卻昂著頭進去了。
審判室裡還掛著希特勒的照片，室裡的陳設儲存著原來的樣子。據說在當時一點鐘裡面可以審判六十個人。這裡有好些監房，房裡缺少流通的空氣，納粹特務們像堆沙丁魚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凍和餓之外，他們還發明種種殘酷的刑罰來對付囚人。我們到了地下室，在那兒看見一個小小的房間，水門汀的地上只有一個小木桶，沒有床，沒有桌椅。
這個地方經常關著三十個囚人。那扇木板門現在永遠開著，上面留著許多人的名字。我認出一個用綠墨水寫下的蘇聯戰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謝米諾夫。我沒有時間，我也沒有勇氣再去辨認別人的筆跡。在這扇木門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對我們講話。他們要我們給他們證明他們並非白白死去。
我記得布痕瓦爾特集中營裡的一個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個維也納的電影製片家漢伯爾（Hamber）因為是一個猶太人，在集中營裡被納粹特務們虐殺了。他的兄弟親眼看見了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營負責人那裡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見證人都不敢說一句真話，但是弟弟漢伯爾卻勇敢地說：“我知道我會為了這次的控告死去。不過將來，這些罪人也許會想到有人控告他們，便不敢那麼大膽妄為。要是這樣我就不會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裡面。但是他的名字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他的話至今還鼓舞著全世界愛和平的人。在這木門旁邊就立著一個像殺死年輕的漢伯爾的地牢那樣的東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門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們的骨灰早已跟波蘭的土壤混合在一塊兒了。波蘭人不會忘記這些從歐洲各國來的殉道者。古老的波蘭變成一個年輕的國家，這中間也曾得到他們的血的灌溉。
離開木門走不到幾步，我就到了地牢。同來的朋友們都看過這個“東西”，而且陸續地走開了。我正朝著地牢走去的時候，一個朋友迎面過來，對我搖搖頭痛苦地說：“這麼一人小地方，要站四個人。真可怕。”
說到“地牢”，絕沒有人想到它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這只是一個較大的煙囪。四周用磚牆圍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開了一個小洞。現在已經把上層的磚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進去，我也可以爬過斷牆從容地站在裡面。可是在從前這磚牆一直高到屋頂，沒有留一點縫隙，人被封在這裡面，絕不能活著出來。坐地牢不過是一種慢性的死刑。漢伯爾就是被納粹特務們這樣處死的。
我們從一間陳列室走到另一間，從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們看見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這個特製的刑具上應該留著受難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彷彿看見一個人赤著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個人的粗大的手捏著鐵棍朝那身上打去。
這只是一個作家的幻想。鐵棍安靜地躺在架子上。它應該起鏽了。
另外還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們叫做“死屋”。它們是那些被挑選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納粹屠戶們在奧斯威辛的大門口大寫著“勞動使人自由”的謊話，可是在集中營裡卻遵守著一個規律：只有能夠勞動的人才有權生存。因此雖然營裡也有醫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卻不斷地讓人帶出去殺害。這種辦法在奧斯威辛就叫做“挑馴。它使得沒有一個人敢進醫院。
於是黨衛軍的醫生們就擴大了這種挑選的行動。他們開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間挑選病人，他們並不檢驗身體，只憑個人的印象，只憑囚人的相貌，斷定一個人的生死，所以身體虛弱的囚人一看到醫生們到來，立刻昂頭挺胸，努力避免現出生病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