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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蕭珊逝世後六年零八個月，想到她在上海醫院中那一段經歷，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沒有人再相信“四人幫”之類的胡說了吧。現在重讀三十五年前我寫的中篇小說，我還有一種和老友重見的感覺。重讀它我更加熱愛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進，鼓舞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前進。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經很有限、很有限了，我還是在想：“怎樣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
我懷念當時第三病室的醫生、護士和病友。
關於《寒夜》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別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後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
當時我的腦子裡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汪文宣進行的。我並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
膽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確的。這樣的結局我見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玻的確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
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只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確是斯文掃地。我寫《寒夜》，只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範兄。我在早期的散文裡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但是在給我的告別信裡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彥兄。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著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只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淒涼地死在鄉下。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玻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於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別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裡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小說。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裡。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面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面，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
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著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著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人行道上。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裡面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的前兩頁。倘使火真的燒了起來，整座大樓一定會變成瓦礫堆，我的狼狽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斷之後也不會再寫下去了，因為汪文宣一家住在這座大樓裡，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講的故事就圍繞著這座樓、就在這幾條街上進行，從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併未成災就給撲滅了，我的生活也不曾發生大的變化。蕭珊從成都回來，我們在樓梯下的小屋裡住了幾個月，後來又搬到沙坪壩借住在朋友吳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圖書公司辦起來了。我沒有失信，小說交卷了，是這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