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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疊西式信箋，用信箋作稿紙，找到一個小碟子或者茶碗蓋，倒點水，磨起墨來，毛筆蘸上墨汁在信箋上寫字很方便，我在渝築道上的小客棧裡也沒有停筆。最後在重慶我才寫完這部小說，由出版社送給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
裝訂成一本的西式信箋的每一頁上都蓋了審查處的圓圖章，根據這個稿本排印，這年十月小說就同讀者見面。這些圖章是國民黨檢查制度的最好的說明，我把原稿保留下來，解放後捐贈給北京圖書館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開始寫《第四病室》。沒有稿紙，我買了兩刀記帳用的紙，比寫《憩園》時用的差多了，這種紙只能用毛筆在上面寫字。我當時和蕭珊住在沙坪壩一個朋友的家裡，是土地，樓下一大間，空蕩蕩的，我白天寫，晚上也寫，燈光暗，蚊子蒼蠅都來打擾。我用葵扇趕走它們，繼續寫下去。字寫得大，而且潦草，一點也不整齊。這說明我寫得急，而且條件差。我不是在寫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醫院三等外科病房裡過的日子。我把主人公換成了睡在我旁邊床上那個割膽囊的病人。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寫的仍然是當時用我的眼光看見的一切。當然這不是一個作家的見聞，所以我創造了一個人物陸××（我在這裡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雲標的本姓），他作為我一個年輕讀者給我寫了一封信，把我的見聞作為他的日記，這樣他就可以睡在我當時睡的那張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裡的人和事了。
我寫得很順利，因為我在寫真實。事實擺在那裡，完全按照規律進行。我想這樣嘗試一次，不加修飾，不添枝加葉，儘可能寫得樸素、真實。我只把原來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顛倒一下，連用床位號碼稱呼病人，我也保留下來了（我有點奇怪，這不是有點像在監牢裡嗎？）那幾個人物……那個燒傷工人因為公司不肯負擔醫藥費，終於在病房裡痛苦地死去；那個小公務員因為父親患病和死亡給弄得焦頭爛額；那個因車禍斷了左臂的某器材庫員在受盡折磨之後不知由於什麼原因得了傷寒病情惡化；還有那個給挖掉眼睛的人等等，等等，我都是按照真實寫下來的，沒有概括，也沒有提高。但我也沒有寫出真名真姓，因為我不曾得到別人的同意。既然習慣用病床號數稱呼病人，就用不著我多編造姓名了。小說裡只有幾個名字，像醫生楊木華，護士林惜華，病人朱雲標，當然都是我編出來的。朱雲標的真名姓，我完全忘記了（我只記得他姓陸，我把他的姓借給日記也就是本段的作者了）。可是對他的言語面貌，我還有印象，我初進病房，在病床躺下，第一個同我講話的就是他。他睡在我左邊床上，左臂高高地吊起來，纏著繃帶，從肘拐一直纏到手腕，手指彎曲著，給吊在一個鐵架上，而鐵架又是用麻繩給綁在方木櫃上面。這是那位中年醫生的創造發明，他來查病或者換藥時幾次向人誇耀這個。他欣賞鐵架，卻從來沒有注意那個浙江農村青年的靈魂，他的態度給病人帶來多少痛苦。在這個病房裡病人得用現款買藥，自己不買紗布就不能換藥，沒有錢買藥就只有不停地給打鹽水針。這個從浙江來的年輕人在家鄉結了婚，同老婆合不來，吵得厲害，就跑了出來。後來在這裡國民黨軍隊某某器材庫工作。有一天他和一個同事坐車到花溪去玩，翻了車，斷了胳膊，給送到陸軍醫院，然後轉到這裡。他常常同我談話，我很少回答。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容易煩躁，一直想念他的家鄉。他因為身邊沒有多少錢，不習慣給小費，經常受到工友的虐待。不久他發燒不退，後來查出他得了斑疹傷寒。他是在什麼地方傳染到斑疹傷寒的呢？醫生也說不出。
病查出來了，因為沒有錢買藥，還是得不到及時治療。他神志不清，講了好些“胡話”。小說裡第八章中他深夜講的那些話都是真實的，只有給他母親寫信那幾句才是我的創造。他並沒有死，第二天就給搬到內科病房去了。這以後他怎樣我完全不知道，也無法打聽。
另一個病人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就是那個燒傷工人。他受傷重，公司給了一點醫藥費，就不管他。在醫院裡因為他沒有錢不給他用藥，只好打鹽水針，他終於痛苦哀號地死去。他對朋友說：“沒有錢，我的傷怎麼好得了？心裡燒得難過。天天打針受罪。……我身上一個錢也沒有。他們就讓我死在醫院裡，不來管我。”這些話今天還在燒我的心。他第二天就永閉了眼睛。工友用床單裹好他的屍體，打好結，還高高地舉起手，朝著死人的胸膛，把斷定死亡的單子一巴掌打下去。旁邊一個病人批評說：“太過分，拿不到錢，人死了還要挨他一巴掌。”這就是舊社會，這就是舊社會的醫院。一九五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