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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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資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關我國現代文學的重要資料化成灰燼。我聽說日本東京有一所“近代文學館”，是作家們自己辦起來的。我多麼羨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儘自己的力量幫助它完成和發展。倘使我能夠在北京看到這樣一所資料館，這將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這個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

我的哥哥李堯林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

他到了北京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學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鍾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唸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

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一九三○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作英語老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

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準備“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遊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象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裡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瞭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象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揹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麼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唯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麼善良，那麼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別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給她找了物件，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於解除。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至於三哥，他可能帶著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埃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閒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我望著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麼孤寂，多麼衰老。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