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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著，我讀完了這個義大利魚販子的自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人，他開始向我敘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陽光明媚的南歐的鄉村，在雙親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歲，後來被父親送到別處去當學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親接回家受母親的看護。他的病好了不久，母親卻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點輕微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因此他不得不時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過往的行人另走一條街，不要驚動他的母親。母親的病癒來愈重，父親同親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這個二十歲的青年終日守在病榻旁邊盡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兩個月不曾脫衣服安靜地睡過一夜。然而“科學沒有用，愛也沒有用”，她的母親病了三個月，終於死在他的懷裡。他親手把她放進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夠在故鄉住下去了。他決定到那個所謂“希望之國”的美國去。臨行時他的父親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他的妹妹痛哭。鄰居們都來看他。每個人都送來了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群地跟著他走了很遠的路。到了美國，他沒有一個朋友，孤獨地上了岸，帶著幾件破衣服，身邊只有很少的錢。他後來在一家大飯店裡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個地獄似的廚房裡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沒有，終日點著電燈。……在洗碟子、鍋、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大的水點，挾帶著灰塵和髒東西慢慢地落到人的頭上。在工作的時間裡，廚房真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湯剩菜都倒在桶裡，一桶一桶地堆在廚房旁邊，時時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
汙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陰溝。汙水常常滿溢而倒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廚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會給堵塞住了，油水愈積愈高，人只得在油膩的水中走來走去。“他害怕會得肺病，在那裡做了八個月以後就離開了。他四處漂游，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最後做了一個魚販子。
他的故事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最後他又告訴我們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勞動以後又去探求知識。許多個晚上他伏在案頭讀書，在顫抖的煤氣燈光下一直讀到天明。他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常常跟著書中人一起流淚。天一亮他就合上書，把頭靠在枕上。並沒有多久，工廠中的放汽聲響了起來，他便拖著疲倦的身子到工廠或者礦裡去。
這樣他竟然變成了“全世界最優美的精神”，像小說《波士頓》的作者所描寫的。他在那本小書裡用了四頁的篇幅寫出他的精神生活與信仰：我心裡生長了愛的萌芽，我懷著人類愛的觀念……我在眾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眾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誠實的汗掙來我的麵包。我的手上從不曾染過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偉大的心靈常常來自人民中間。
這樣的一個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同一個朋友一起被捕。別人說他們是殺人的強盜，說他們在大街上搶劫別人的錢。法庭判決了他們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們有“犯罪的意識”；他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奪制度；他們在歐戰時期不肯到法國去替美國資本家打仗，卻逃到墨西哥去；他們是下賤的外國人。第一次請求再審，被駁回了，……一連被駁七次，所有新的證據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師最後根據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請求，也沒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罰”折磨了六年之後，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終於得到了最後的決定——七月十日，電椅。
然而反抗的呼聲起來了。各階層、各黨派的人從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發出要求“寬吮或者要求”正義“的我的生活裡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動。我每次翻讀那本魚販子的自傳，我的眼前就出現了囚室裡的景象，一箇中年人的樸實的臉，濃濃的眉，安靜的眼光，濃密的須髭，接著又是一雙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這雙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後，我的眼前又換了數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這無數的手一齊揮動，成了一幅非常動人的圖畫。
街上到處貼著大張的廣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這個大題目下印了什麼“演講會”、“援救會”、“抗議會”的宣言和會議程式。這些廣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學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櫃檯前或者公園的門口，我常常聽見人們激動地談起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名字。在報紙上我看見許多人為他們募集了捐款。
於是我不再在盧騷的銅像前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