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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佈“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彷彿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而且分別了十七年之後我又有權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談了。
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只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我制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干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我卻只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寫什麼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歷作一個總結。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我們每個人都給捲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麼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面償還欠債，另一方面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只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種種的侷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讓·雅克·盧梭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裡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只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但是我在那些“邪書”裡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瞭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說《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麼？
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妥協。“我因為這一段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實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家》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里長大的，我如實地描寫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個”我說了算“的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