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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隊隨時都可能對閘北區來一個“奇襲”。我一方面有充分時間從事寫作，另一方面又得作隻身“逃難”的準備。此外我發現慢慢地寫下去，小說越寫越長，擔心報館會有意見，還不如趁早結束。
果然在我決定匆匆收場，已經寫到瑞珏死亡的時候，報館送來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說寫得太長，說是超過了原先講定的字數。信裡不曾說明要“腰斬”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顯。我並不在乎他們肯不肯把我的小說刊載完畢，當初也並不曾規定作品應當在若干字以內結束。不過我覺得既然編者換了人，我同報館爭吵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說明我的小說已經結束，手邊還有幾萬字的原稿，現在送給他們看看，不發表它們，我也不反對。不過為了讓《時報》的讀者讀完我的小說，我仍希望報館繼續刊登餘稿。
我宣告不取稿酬。我這個建議促使報館改變了“腰斬”的做法，《激流》刊載完畢，我總算沒有辜負讀者。少拿一筆稿費對我有什麼損害呢？
《激流》就這樣地在《時報》上結束了。但是我只寫了一年裡面的事情。而我在《總序》裡卻說過：“我所要展開給讀者看的乃是過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圖畫。”時間差了那麼多。
並且我還有許多話要說，有好些故事要講，我還可以把小說續寫下去。我便寫一篇後記，說已經發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還有第二部《群》，寫社會，寫主人公覺慧到上海以後的活動。我準備接下去就寫《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開始寫了三四張稿紙，但以後又讓什麼事情打岔，沒有能往下寫。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創辦《文季月刊》，我為這個刊物寫了連載小說《春》，一九三九—四○年我又在上海寫了《春》的續篇《秋》。我為什麼要寫《春》和《秋》以及寫成它們的經過，我在《談自己的創作》裡講得很清楚，用不著在這裡重複說明了。這以後《家》、《春》、《秋》就被稱為《激流三部曲》。至於《群》，在新中國成立後，我還幾次填表報告自己的創作計劃，要寫《群三部曲》。但是一則過不了知識分子的改造關，二則應付不了一個接一個的各式各樣的任務，三則不能不膽戰心驚地參加沒完沒了的運動，我哪裡有較多的時間從事寫作。到了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倒真正慶幸自己不曾寫成這部作品，否則張（春橋）姚（文元）的爪牙不會輕易地放過我。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說我不是藝術家，最近又幾次宣告自己不是文學家。有人懷疑我“假意地謙虛”。我卻始終認為我在講真話。《激流》在《時報》上刊出的第一天，報紙上刊登大字標題稱我為“新文壇鉅子”，這明明是吹牛。我當時只出版了兩本中篇小說，發表過十幾個短篇。文學是什麼，我也講不出來，究竟有沒有進入文壇，自己也說不清楚，哪裡來的“鉅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慚愧，雖說是吹牛，他們卻也是替我吹牛埃而且我寫《激流總序》和第一章的時候，我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墨水。在成都十幾年，在上海和南京幾年，在法國不到兩年，從來沒有人教過我文學技巧。我也不曾學過現代語法。但是我認真地生活了這許多年。我忍受，我掙扎，我反抗，我想改變生活，改變命運，我想幫助別人，我在生活中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積累了那麼多的愛憎。我答應報館的約稿要求，也只是為了改變命運，幫助別人，為了挽救大哥，實踐我的諾言。我只有一個主題，沒有計劃，也沒有故事情節，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時我很有勇氣，也充滿信心。我知道透過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戰鬥。戰鬥的物件就是高老太爺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憑藉這個制度作惡的人，對他們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寫進去，把我自己寫進去。
不是寫我已經做過的事，是寫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噓，是描寫一個幼稚而大膽或者有點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不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撻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種生活，也熟悉我描寫的那些人。正因為像覺新那樣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爺才能夠橫行無阻。我除了寫高老太爺和覺慧外，還應當在覺新身上花費更多的筆墨。
倘使語文老師、大學教授或者文學評論家知道我怎樣寫《激流》，他們一定會認為在“胡說”，因為說實話，我每隔幾天奮筆寫作的時候，我只知道我過去寫了多少、寫了些什麼，卻沒有打算以後要寫些什麼。腦子裡只有成堆的生活積累和感情積累。人們說什麼現實主義，什麼浪漫主義，我一點也想不到，我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