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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直言不諱地為套頭基金進行辯護，他對他的聽眾們說道：“坦率他講，我不認為套頭基金對你們或管理者們來說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物。不應將年初股票和債券價格的大跌歸咎於它。我反對任何認為我們的活動有害或製造動盪的斷言或影射。
索羅斯還被問道，是否像他這樣的私人投資者有可能積聚足夠的資本以操縱如義大利里拉或英鎊這樣的通貨的價值？
“不會，”他回答道，“若短期內的情形不算，我不相信某個市場的參與者能違背基本的經濟原則成功影響主要貨幣的交易狀況。相對於全球通貨市場的規模，套頭基金組織只是小小的參與者。次要貨幣的市場缺乏流動性、這也起到了防止任何投資者成功地影響小貨幣的價格的作用。由於流動性的缺乏，任何力圖透過掌握大量的這種貨幣來影響價格的投資者在將它們賣出時都會面臨災難性結果。
索羅斯謀求使自己儘可能地不和衍生物、不和從股票、債務或商品中衍生出的那些金融契約扯上，而委員會則對衍生性金融工具倍感興趣。在這方面，索羅斯的言語聽起來好象是，連他這麼一個老到的投資家也不大知道如何去了解它們。另外，他指出套頭基金組織並不是衍生性工具的簽發者，而更可能是其客戶。所以它們對金融體系可能造成的風險要小得多。
為什麼對於衍生物會產生疑惑呢？
索羅斯的看法是：“存在著如此之多的衍生物。其中的一些是如此地令人捉摸不透，以致於所涉及的風險連最老到的投資者也不能正確認識，我自己應是其中的一位。一些衍生性工具看來就是被特意用來使機構投資者能進行在其他情形下不可能進行的賭博。”
索羅斯還說：“我們不濫用衍生性工具。我們的活動是逆潮流而動而非隨大流的。我們力圖早早地跟緊新的趨向，然後在稍晚的時候及時採取行動以不被趨勢的反向拋在一邊。”
索羅斯給人留下這麼一個深刻印象：他並不怎麼覺得國會應對衍生性工具進行規範。同意這樣做只會令他有些愧疚，因為他周圍的其他人一直力求他直言不諱地反對這麼做。“要知道，”他對就近期金融市場的動盪向他提問題的明尼蘇達州民主黨人布魯斯·文託說，“當我們就我在這兒的露面進行準備的時候，我們談到了一點這些。我說，直率他講，應該被規範的是衍生性工具的發行。而我的夥伴指出，很不幸，規範會造成一種非人所希望的後果，因為進行規範的人關注的只是下層而非上層，他們想避免一場災禍。所以如果你要求把對衍生物進行登記規定為一項義務的話，這完全會招致官僚階層的抵制，因為規範者們的利益和市場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樣，他使我打消了提出建議的念頭。
在聽證會上，索羅斯並不是唯一一位不主張再製訂某些規定的人。一些作證的規範者們也指出，套頭基金投資和衍生物對金融體制和投資者帶來的風險並不是那麼大。尤金·路德維希認為，幾個國有的金融機構平均只有不超過0。2％的資產處於這種風險之中。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小亞瑟·內維特表示，他確信根據當前所有的銀行業和證券法規，幾乎全部的套頭基金投資活動都得到了很好的管理；不需要再訂新的法規。不過，三位作證的規範者都認為有必要得到更多的資訊。“我們不贊成再訂立法規，”聯邦儲備銀行的約翰·卜內維爾說，“但我們強烈希望知道更多的東西。”
委員會對索羅斯的陳述有何反響呢？次日的《紐約時報》登了一篇由托馬斯·弗裡德曼所撰的文章，它恰當地總結了委員會成員當時的所思所想：“眾議院銀行委員會的成員們看來既對承受這個有著米達斯（希臘神話中的弗利治亞國王，貪戀財富，曾求神賜給點物成金的法術。——譯註）的點金術的人物教導感到敬畏，又對套頭基金世界中的秘密懷有濃厚的好奇心。他們耳聞目睹的各種事件，包括索羅斯在近期的通貨交易中損失了6億美元，看來非但沒有使套頭基金組織的神秘色彩黯淡下去，反而使其更加惹眼。”
索羅斯在那一天千方百計地想使自己的觀點在華盛頓為人接受。不過單單去影響國會還是不夠的，他還力圖改變傳媒的看法。這項任務被指派給了羅怕特·約翰遜，他是曾經陪同索羅斯去華盛頓的索羅斯基金管理處的執行主任。
在聽證會結束後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