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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幾年時間，劉表就發展成為“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裡，帶甲十餘萬”的割據勢力，在當時，其綜合實力僅次於袁紹集團。
如果把“治世能臣”的稱號給劉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劉表在地方治理方面確實有一套，他來荊州之前，這裡是“人情好擾，加以四方震駭，寇賊相扇，處處糜沸”，經過他的治理，這裡變成了“萬里肅清”之地，儼然是東漢帝國最後一片樂土。
據《後漢書》說，劉表在荊州的治理很有成效，做到了“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官民們都很高興而且佩服（大小鹹悅而服之）。這應該不完全是溢美之詞。
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之後，劉表大抓教育事業和文化事業，他興建學校，援引名師，博求儒術，培養人才。當時洛陽殘敗，太學被廢，劉表在襄陽設立的官學，成為當時全國最好的學府，進一步吸引了各方有識之士和希望求學的人紛紛從各地遷往荊州，使荊州代替洛陽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荊州學校的規模和制度遠遠超出郡國學校的範疇，不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
文化教育事業在荊州的大繁榮，催生出一個新的學派：荊州學派。其代表人物有宋衷（一名宋忠）、司馬徽、潁容等，使得帝國的文脈不至於因戰亂而中斷，成為動亂年代文化事業上碩果僅存的一朵奇葩。
這個時期來荊州避難的北方士人，較為知名的有徐庶、石韜、孟建、崔州平、王粲、和洽、杜襲、趙儼、裴潛、韓暨、司馬芝、繁欽、傅巽、邯鄲淳、司馬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