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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做研究——我是有算計的。農校的名譽校長是姚永概，安徽高等學堂總教習。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實行裁兵加餉。新軍的軍餉是這樣的，正兵月餉加至4兩5錢，副兵月餉加至4兩2錢，備補兵月餉加至3兩3錢。正兵：副兵為1：2，備補兵每班一人。班、排長每月十幾兩，隊官二十多，管帶三十幾兩。協統近五十兩，我是六十兩。騎兵和炮兵都6兩，管帶以上還有一定的經費可以支出。但無論如何，就是不夠花。而且，軍餉還不是十足發放。按前練兵處章程，軍官八成、軍佐七成、署理六成開支。
我算了下，就算我不吃不喝，逢年過節過生日，我一年不搭裡一千五百兩，是絕對不夠花。難怪袁士凱——想造反的人——都會貪汙軍餉。所以，每年除了我的生日，我一概不請客。我過生日時，我一分錢的禮也不收，自己掏一百兩銀子，買上一二十口生豬，請全標的人吃頓飯，軍官聚一起，大家喝碗酒。伙食費一般是每人每月1。5~2兩銀子，我只收一兩半，但我一分不貪，我軍中吃的是細糧，每天還有三兩肉，雞鴨魚蛋都很常見。
半年後，農莊全面負責新軍的伙食，我進一步改善了新軍伙食。我又開了座酒樓，每月也能有幾千兩的收益；我將伙食費的降到一兩，士兵每人每月淨剩二兩，三百軍官每人也能得到相當軍餉一半的分紅。（逾一年，我伙食費象徵性地收三錢，軍官可以得到的分紅也超過軍餉了。）
士兵學會了寫信，雖然每封信裡都有別字；軍官也都能看懂地圖，少數軍官能在沙盤上作下不錯的指揮。經過如此努力，我已經成功地在部隊裡建立起了威信——一言九鼎，我說了算數。軍事不合格，有異樣心事的人，在這裡待不住，要求太嚴格，規矩太重——我到底把顧琢堂給擠走了，這傢伙是北洋的人。我在軍中禁止體罰，嚴格的訓練和禁閉足已。我已經使軍中將士初步接受了“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剩下就是鞏固了。軍中軍醫太少，我在訓練中還加入了包紮和急救訓練，併購置了繃帶和藥物——哪有賣白藥的，這金瘡藥質量也差了點兒。
光緒三十一年（1905）夏，管帶汪道銘率同等數量的新軍，在演習中乾淨利落的將武備練軍營擊潰。不久，武備練軍學堂停辦——這一停辦，與我無關。主要是由於當時陳仲甫領導的學生請願——“電阻俄約”活動，在安徽產生很大的影響。雖然，該活動被鎮壓了，但反清革命思想卻在學生中極有市場。秋天，陳仲甫領導的革命組織“嶽王會”成立，武備學堂的學生多數都參加了。從而，引起了安徽巡撫誠勳的警覺，將武備練軍學堂停辦。所以，這一停辦，與新軍沒有什麼關係。
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霍元甲偕弟子劉振聲來軍中做武術教官。說句實在話，這時代練武的人很多，新軍之中也有不少。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霍元甲雖然名聲響亮，也還是有人不服。這個自然無須我多事，霍元甲橫掃全軍，無有敵手。
阿庭在1905年很不滿意，在殖民統治上，美國確實遠不如英國。1894年，美國迫使清政府簽訂《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約》，聲稱保護寓美華僑，實際是使美國行之已久的限禁華工、歧視虐待華人的做法具體化、合法化。光緒三十年“禁約”十年期滿，美國政府拒絕中國修約要求，執意繼續保持原約，遂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這就是“抵制美貨運動”的源由，其間，美國的形象一落千丈。
也無怪阿庭來信說，（美國）國務院裡都是白痴。明明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事，偏偏辦成這樣。這件事給華源基金會帶來許多麻煩：1903年去日本的留學生不足千人，今年已增加到四千餘人；而1903年到美國的留學生有二千七，今年卻不足千人；若非華源在歐洲也有基礎，可以將這些留學生轉爾引導到歐洲去。阿庭一定已經暴跳如雷了。
就是後來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認為排華引起“巨大的、日益強烈的不滿”，並“構成了對中國和美國良好關係的最嚴重威脅”。美國駐福州領事格雷西（S。L。 Gracey）也痛苦地承認抵制期間“產生的對美國人的不友好感情是難以估量的”。有意思的是，當格雷西打算將這番評論在波士頓一家報紙發表時，遭到美國國務院的阻止。
所以，當《紐約時報》得到了這個訊息時，阿庭如獲至寶，將其大幅刊登出來。此時，《紐約時報》銷量六萬多，是在美國有相當影響力的嚴肅報紙。這樣一來，（美國）國務院就焦頭爛額了。自然，事情不會就這麼算了，阿庭的麻煩在後頭。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