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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論，傑克·史密斯並不是個種族主義者。就象漢唐時，我們看待遊牧民族一樣，史密斯也是如此看待華人的。而且，當時，他的小女兒得了急病，很有可能不治。所以，傑克·史密斯的回答極其無禮。他說：“你能幫我什麼？”
抑制住翻白眼的衝動，我強硬而不失禮貌地說：“先生，我知道你現在心情不好。所以，我原諒你的無禮！我想問一下，是有人得腦膜炎了嗎？”
傑克·史密斯飛快的說了句“對不起！我的小女兒得了急性腦膜炎，正在高燒，你有什麼辦法？”
腦膜炎在這時代沒有特效藥，最好的大概就是我手中的青黴素了。我不知道，我當時為何會那麼好心，只能說人性是複雜的。我說：“我有一點辦法，但我沒有行醫執照。”
我清楚的知道，青黴素是目前唯一的特效藥。所以，我信心十足。這樣的信心，非常的自信，是我的話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傑克·史密斯只猶豫了一下，就說道：“你有什麼要求？”
我純是偶然性的善心發作，自然而然的說：“沒有要求。”，把兩個從人留在座位那兒，我隨傑克·史密斯前往他的包廂。
在包廂，我看到了一個美女和一個小女孩。前禿頂的醫生也跟隨前往，我猶豫了一下，有些兒事情得先說明白，“腦膜炎的後果，你們都清楚嗎？我這藥物需要先做皮試，沒有過敏反應，方可使用；這種藥物並不是百分百有效的，總有效率在百分之九十左右。你們要考慮清楚，是否使用？我只能說有很大可能治好，而不是一定能治好。”
我越說越後悔，裝什麼大瓣蒜，萬一有事倒黴的一定是我，何況眼前著傢伙一看就是有錢有勢，我希望這傢伙放棄。然而，傑克·史密斯剛剛已完全瞭解有關‘腦膜炎’的情況。眼前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他看了看妻子，沒有過多的猶豫，就作出決定，他說：“拜託你了。”
這時，我也沒什麼退路了，總不能現在打退堂鼓吧！我先給那個小女孩作了皮試，十五分鐘後，我仔細觀察，很好，丘疹大小不變，邊緣無紅暈，沒有微粒和偽足，她對青黴素不過敏。我沒有給這麼小的孩子打過針，又有點兒緊張，便託那前禿頂給小姑娘打針。
隨後的時間裡，我的心懸在半空中，只勉強硬挺著。我們互相作了介紹，這個比我英俊一點點的傢伙叫傑克·史密斯，他妻子叫珍妮·麥迪遜，禿頂叫亞里斯多德·克里，那傢伙是個律師，……。
‘天吶！竟然是個律師！我一定會被要求賠償一大筆錢，然後，被判一百年監禁，這真可笑！哪怕死在戰場上，也比這強百倍，……’
就在我準備打倒眾人，然後逃走時，珍妮說話了，她可真是個美人兒，“退燒了，退燒了！”。我湊上前去，摸摸她的額頭，確實退燒了。我跌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這才注意到，小姑娘長的極可愛，完全繼承了其父母的優點。不管怎麼說，謝天謝地！我再也不作好人了！
我將注射器、棉花等沾有藥物的一切東西都收起來，保密！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
剩下的事情就簡單了，打發走克里——我當然不會告訴他是什麼藥。讓劉大河回去說一下情況，我會晚回去幾天。然後，我先去換錢，再找個旅館——這沒成功，我和黃華住在史密斯家了。看起來，他是個成功律師。其實，何止是成功，史密斯在全美律師中能排進前十，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最少也應該用‘非常成功’來形容。
在史密斯家住下來，我每天早晚給小姑娘瑪麗打一針，白天就到曼哈頓島東南端的華埠去，我要在匹茲堡開間中餐館，所以，要買好多東西。華埠基本都是廣東人，都說粵語，我去後不得不比比劃劃地說英語，所以，他們都說我不是中國人，真是搞笑！我給他們抄了幾個家常菜，然後，很快的用筷子把它吃掉。最後，福伯勉強承認我是北京人——我還類人猿吶！我在那裡買了許多調料，器具什麼的，福伯爽快地給我打了八折。
小瑪麗病剛好一點，就調皮起來。她跟我很親，我給她講牛郎織女、講神話傳說，給她唱《一條大河》，唱《中國心》，比照顧弟弟有意思多了。
一天晚飯後，史密斯和我座在二樓的陽臺中吸菸——我們這幾天已經比較熟悉了，起碼他不會想著給我錢來報答我。雙方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眼光見識上都有自己的見解，往往說起一個話題，就能說的很投機，我們彼此之間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這一次，史密斯問道：“董，你這次回美國想做些什麼？”，他還是希望能幫助我，聊以報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