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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發生後，史量才傾全力捐款捐物，奉獻了大量心力支援抗戰，為此被選為上海市參議院議長和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會長。不久，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後，史量才被宋慶齡推薦為“同盟”的執行委員。此後，史量才不顧南京政府的種種禁令，在《申報》上如實報道“同盟”的宣言、電函和活動情況。特別是“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戴笠手下的人暗殺後，《申報》連篇累牘地發表的報道中，充滿了社會民眾的憤慨和死者親屬血和淚的控訴。史量才這樣做得到了上海各界愛國人士的尊敬，但使蔣介石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據說，蔣介石曾找史量才談話，蔣介石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可有一百萬兵。”史量才毫不畏懼地說：“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段對話是否真有其事已無法證實，但史量才確實在悲壯地向生命的終點走去。
楊杏佛被暗殺後，史量才心裡就有了不安。楊杏佛是史量才的老朋友，楊杏佛的為人他了解，不會得罪別的什麼人，只是抨擊了蔣介石的政策而得罪了蔣介石才……史量才始終懷疑楊杏佛的死是蔣介石指使人乾的，為此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由於《申報》多次得罪國民黨政府，蔣介石也有可能派人來暗殺他。於是，史量才高價僱傭了四個武藝高強的保鏢，在自己的小汽車上安裝了防彈鋼板，而且輕易不出租界，偶然出去也非常隱秘只有司機和保鏢知道。當然，此時的史量才並不清楚蔣介石確已向戴笠下達了暗殺令，而促使蔣介石最後下決心要殺史量才的原因，是戴笠提供的情報。這份情報的內容是：“……上海報業巨頭史量才繼續利用手中掌管的《申報》等作為工具，反對校長的‘剿匪’政策，煽動對黨國不滿的言論，完全是為共產黨張目。另據查，史量才還透過辦報賺錢，接濟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對此事我們正在進一步查證……”早就有除掉史量才念頭的蔣介石，見此情報後，當即在上面批示：不要再核查了，對史量才密裁具報。
戴笠又一次去上海佈置暗殺史量才的行動。
暗殺史量才的行動組仍然是刺殺楊杏佛的那幫人，行動組負責人依然是趙理君。
因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報》的報館都在租界內，戴笠原準備在租界內動手，後由於在史量才的公寓和《申報》報館附近遲遲找不到合適的房子，以便作為就近了解史量才的活動規律和實施暗殺行動之用。加上自租界內發生“楊杏佛血案”後，租界巡捕房加強了警戒，史量才本人出門也不離保險汽車而且來去無規律，暗殺史量才的行動組難以擬定出可行的行動方案。戴笠吸取了刺殺楊杏佛時手下人被租界巡捕房抓獲的教訓，決定放棄在上海租界內動手的方案，另外再尋找動手的地點。也就在這時，行動組的人員透過上海幫會的關係，結識上了史量才的汽車司機，並從該司機的口裡得知史量才有時去杭州寓所“秋水山莊”休憩。於是，戴笠指示趙理君帶行動組伺機到杭州動手，並制定在杭州動手的計劃。此時，有份調查到的材料引起了戴笠的注意。這份材料上說，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來是上海灘上的名妓。那時，沈秋水曾深得江蘇鎮江一個叫陶寶駿的寵愛。陶寶駿於辛亥革命時，帶著在清朝廷裡任軍職時貪汙的幾十萬軍餉避居於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滬軍都督陳士英探得陶寶駿有可能割據鎮江自任都督的可能，即以欺騙的手法將陶寶駿捉拿後槍決，而那幾十萬的橫財仍舊存放於沈秋水處。沈秋水得此橫財後，不喜反憂，整日坐臥不安。此事，不久被與沈秋水恩情並重的史量才得知，史量才遂取沈秋水為續房，陶寶駿的那筆巨財也就落入史量才的掌握之中。過後，史量才用此財在杭州建造了山莊，並以沈秋水的名字命名。此事沒過多久被陶寶駿的家人知悉，揚言要向史量才復仇。史量才自知處境險惡，所以平時行動格外小心……戴笠看完此材料，心裡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指揮趙理君等人，利用社會上的各種關係在《申報》館的職員中散佈，陶寶駿的家人已潛至上海要找史量才報仇的訊息。同時，戴笠還讓人到處揚言陶寶駿的死是史量才串通滬軍都督陳英士共同謀害的，意在吞併大筆巨財。戴笠的這幾手逼得史量才一下沒有了退路，為此好些人上門勸史量才到外地暫避風險。史量才考慮再三，決定去杭州“秋水山莊”住上一段時日。
這是戴笠所需要的結果。
戴笠帶著行動組幾乎與史量才同時到達杭州，他原來打算在“秋水山莊”附近動手刺殺史量才，後考慮到如果把史量才殺害於杭州市區，杭州警察局就無法推卸破案的責任，而杭州警察局局長又是他戴笠的人，這不是自找麻煩嗎？戴笠與杭州警察局多次研究後，最後決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