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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可能還會有人去暗殺戴笠，就算有這樣的念頭也辦不了這樣的事。從丁默邨和李士群手下人員後來寫的材料看，丁、李是有過刺殺戴笠的計劃，但要麼只停留在紙上要麼還沒實施就已流產。
那麼戴笠究竟是死在誰的手上呢？
這與戴笠組織的幾起全國影響很大的暗殺事件有關。
第五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對我國遼寧瀋陽北大營的中國駐軍發動了武裝進攻，接著對我國東北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武裝侵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在這民族危亡之機，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續圍剿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根據地。同時，為了壓制國內不斷高漲的抗日民主運動，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推行“訓政”，實行法西斯統治，使許多革命者和仁人志士遭到了逮捕和殺害。特別是國民黨左翼領袖鄧演達因積極從事反對蔣介石的活動，被蔣介石秘密槍殺於南京麒麟門外的沙子崗後，更激起了宋慶齡等愛國民主人士的義憤。為了“專門保護及營救所有的政治犯”，經宋慶齡等人的多方聯絡和四處奔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宋慶齡被推舉為該同盟的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並主持同盟的日常工作。楊杏佛是江西清江人，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孫中山先生病逝後，被推舉為治喪籌備處總幹事。不久，回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
一九三三年二月，楊杏佛受宋慶齡的委託帶人到北平各監押所視察，並對在押政治犯的情況進行了解和調查。過後，楊杏佛將北平反省分院關押的政治犯所寫的兩封信，以“活人的墳墓”為題發表在猶太人辦的《中國論壇》的雜誌上，將國民黨迫害革命者和踐踏民權的罪行予以曝光。楊杏佛視察完北平的監押所後，到華北各地發表演說，參加遊行示威遊行，抨擊監獄裡的黑幕，呼籲抗日救國，要求民權自由，揭露腐敗政治。一時間平津等地的抗日民主愛國運動搞的沸沸揚揚，打亂了蔣介石在華北“一邊抵抗，一邊交涉”方針的貫徹。
同年四月五日，楊杏佛陪同宋慶齡從上海直赴南京，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釋放被關押的省港大罷工領導人羅登賢和所有政治犯。宋慶齡和楊杏佛還以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名義，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國共合作一致抗日。這觸動了蔣介石政治神經中最敏感的部分，把蔣介石逼到了忍無可忍的邊緣。五月十四日，國民黨政府與租界當局合謀，綁架了進步作家丁玲和史學家潘梓年，並殺害了共產黨人應修人。頓時全國輿論沸騰，而國民黨政府卻矢口否認。楊杏佛經過深入調查，掌握了重要證據，揚言要予以公佈。楊杏佛此舉使國民黨政府極為尷尬，如果此事件的內幕揭露出來無疑給國民黨政府的臉上扇了記耳光。當蔣介石得知此事後再也耐不住了，他召見了戴笠，要戴笠採取嚴厲手段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有所儆戒。由於“同盟”畢竟是由宋慶齡這樣的名人賢達組成，並在國內外深孚眾望，如果下手輕了肯定起不到威懾作用，而下手重了所產生的影響又會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的麻煩。為此，蔣介石叮囑戴笠，要戴笠在“同盟”中殺個“適當的物件”以起儆戒的作用。蔣介石要戴笠親自去上海擬出方案，供其選擇然後實施。戴笠受命到上海後，召集心腹特務們進行了分析研究。在聽取了多種意見後，戴笠認為“同盟”領導人中宋慶齡的地位特殊殺之顧慮頗多，蔡元培在“同盟”中並不活躍殺之價值不大，惟有楊杏佛的地位和其活躍的程度殺之較為合適，能起到殺一儆百和敲山震虎的作用。
戴笠把分析報告報給蔣介石不久，蔣介石就同意了報告的內容，但要求戴笠此次行動不得讓“同盟”抓住任何把柄。
戴笠開始行動了。
他首先指揮上海區法租界情報組的特務，把楊杏佛的住址、生活特點、行動規律和來往人員的情況非常仔細地作了調查。這其中有兩個情況引起了戴笠的注意：一是楊杏佛原住霞飛坊五號，一年前與夫人趙志道離婚後就寄寓在亞爾培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這個地方屬法租界，租界巡捕房的巡邏警車與執勤巡警每日來回流動警戒；二是楊杏佛喜歡騎馬，並在大西路養了兩匹良種馬，僱有馬伕專事飼養。如無特殊情況，楊杏佛每天清晨必去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帶騎馬約一兩個小時，而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帶是屬華界，治安歸國民黨政府管理。於是，戴笠根據已掌握的情況，制定了兩套行動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在大西路和中山路一帶進行狙擊，因在此地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