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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便於給我這個大漢奸具名寫信，這也是蔣先生的小心謹慎之處。不過，我在蔣先生身邊做事多年，認得出這信是蔣先生所寫。”周幼海似乎對這封信的最後作用仍是不放心，又問周佛海：“信上講對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這不過是寫在紙上的一句話，還有沒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證？”良久，周佛海嘆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證也難。在他們的眼裡我還是個漢奸，要我戴罪立功，是給我一條出路，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我哪裡還能再和他們討價還價！”說完，周佛海把蔣介石的親筆信密藏了起來，因為他知道這封信對他以後的命運將起到作用。
戴笠為了拉攏周佛海，也可以說把工作做到了家。當週佛海的母親在息烽監獄患病後，戴笠立即派人把周的母親送到貴陽中央醫院醫治。後來，周佛海的母親因病難治而死。送葬時，戴笠親自充當孝子執紼。事後，戴笠把這些已拍成的照片寄給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張便是戴笠代周佛海當孝子跪在靈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後，感動不已，並對身邊的人說：“雨濃，做人做事我無話可說！”出於感激之情，在程克詳和周鎬到達南京後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給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詳被安插在偽財政部當專員，周鎬被安插在偽軍事委員會軍事司第六科任少將科長，主要掌握軍事運輸工作。周鎬是湖北羅田人，畢業於中央軍校武漢分校，原為軍統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長，由於其機警幹練和應變能力強而被戴笠看重。選定周鎬為軍統局南京站站長，戴笠是有自己的考慮的。南京原來是國民黨的首都，現在又是日汪政權的中心，要把此地的軍統組織恢復起來處境十分艱難。加上軍統南京站建立後，還有監視周佛海和程克詳以及對日汪軍政界的上層人物進行策反的特殊任務，戴笠對手下的人員反覆篩選後，最終選定了周鎬。周鎬依照戴笠的意見，於一九四三年年底將軍統局南京站籌集完畢，而且在下面還組建了八個潛伏組。此後，周鎬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衛的眼皮底下大搞情報和策反活動，不但被周佛海引為心腹，就是軍委會參謀次長張恆和常務次長祝晴川等顯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見下甘為周鎬所用。沒過多少時間，就在偽軍委會形成了一個以周鎬為中心和周佛海為後臺的秘密小集團。自此以後，軍統局在南京地區中斷了六年之久的活動終於得到了恢復，許多情報源源不斷地被送往重慶。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後，確實得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在周佛海的策動和影響下，汪偽政府的大批漢奸紛紛倒戈。在偽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了控制了周佛海以外，還先後控制了偽司法行政部部長兼安徽省省長羅君強、偽浙江省省長傅式銳等。在偽軍委會方面，參謀總長鮑文樾、海軍部長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化文、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張嵐峰、第五方面軍總司令孫殿英等，都與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聯絡。戴笠十分重視對這部分漢奸將領的利用和控制，認為他們是抗日戰爭勝利後與“新四軍”爭奪地盤的前沿力量，因此從多方面加以籠絡和爭取。偽參謀總長鮑文樾原來是張學良的部下，為了爭取他，戴笠多次到貴州桐梓看望張學良，要張寫信給鮑文樾勸其反正。張學良也不拒絕，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漁竿。戴笠明白了張學良的意思後，回去很快命人送來了一根從美國進口的能伸縮的漁竿。張學良見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給鮑文樾寫了信。鮑文樾見信後，自知日汪的大勢已盡，也就歸順了戴笠。
自從戴笠掌控了周佛海和汪偽政府中大批的高層漢奸後，對汪偽政府的內幕和日軍在華的許多重大部署都能及時瞭解。有些具有重大價值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情報，透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反饋到美國後，美國政府也為情報的準確性感到震驚。例如，周佛海隨汪精衛赴日本參加“大東亞六國會議”時，對日本國內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現狀，以及日本軍隊應付太平洋大戰的作戰部署和計劃等進行了詳細的瞭解。回國後，周佛海將這些情況全部密報給了戴笠，然後又由軍統局報告給了美國方面。還有，當週佛海以汪偽政府特使的身份訪問完偽滿洲國後，立刻將偽滿洲國的情況通報給軍統，使蔣介石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掌握了偽滿洲方面的內幕情報。除周佛海外，凡與戴笠的軍統局建立了關係的汪偽政府內的大小漢奸，在“立功贖罪”心理的驅使下，無不透過各種途徑，競相向軍統局輸送日偽內部的各種情報。
這裡還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戴笠借日汪之手鏟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