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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她來涼水泉時才15歲，長得又瘦又小，人們叫她小猴子。兩年後她來豬場頂了老眯子的位置。農曆新年快到來時，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傢什麼也沒給她寄。除夕夜，見她很憂鬱的樣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邊，與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這使她臉上浮起些許慘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釋為什麼她家沒給她寄東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媽媽是家庭婦女，她身體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
“我是老大，從讀小學起家裡所有的家務活兒都歸我幹：買東西，做飯，洗衣服，縫縫補補，買煤，帶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爸每個月才掙70來塊錢，他請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畢業時，爸爸到學校找領導說了我們家的困難，請求領導讓我留城。但領導發話了：今年分配有統一的政策：長子長女都必須下鄉。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許留城。就這麼回事。這個政策還有個名兒，叫做全國山河一片紅。我爸回來跟我一說，我們都很為媽媽擔心，怕她聽了這個訊息受刺激，又要發病。我們就瞞著她，一直瞞到最後一個晚上才告訴她。
“我媽乍一聽到這個訊息，還挺平靜。她說她會給我做茶葉蛋，讓我帶了在火車上吃。見她這樣，我和爸爸都鬆了一口氣。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媽還是發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亂語。當然，也不會有茶葉蛋了。爸爸抽不開身到車站送我，我自己打了揹包，就這麼來了。
“後來我爸給我寫信，說我媽的病好一點兒的時候，她想起了答應給我煮茶葉蛋的事，她很後悔自己在我走那天發病。打這以後，我爸說，只要她精神病一發作，就煮茶葉蛋，把家裡所有的雞蛋都煮了，然後拿到火車站，送給像我這樣年紀的女孩……”
說到這裡，小猴子聲淚俱下。這真是一個悽慘的故事，我也陪著落淚了。到了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麼英雄？又何必假裝我比她站得高，看得遠？現在我們不都一樣了——自願來的和被迫來的，我們都陷在這沼澤裡！從目前的宣傳看來，北京一些領導已經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這場知青上山下鄉的運動上，不管我們付出多大代價，這場運動必須成功。我們變成了他們政治遊戲中的籌碼，他們錯了也得死硬撐著，否則就會給對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變這一政策談何容易！這太殘酷了！想想。巴，他們的賭注是中國幾百萬青年的前途，而我們的命運又緊繫著幾千萬父母和親朋的心。誰知道在這個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們一樣淚下潸然。而政治家們對此卻無動於衷，他們只在乎權位是否牢固。
這會兒，北大荒的農場已經更名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850農場變成了36團。軍官們也來了，進駐場部，那兒好歹有電，有暖氣，有醫院，有綜合商店，有禮堂，可以放電影，還有火車站。他們只是偶然下到村裡來，指導一場運動什麼的。
有一次一個軍官來我們村（我們村變成了三連）指導麥收，幾個月時間，他都讓我們早上4點鐘就起床，圍著打穀場跑步，一直跑到我們幾乎要暈過去為止。跑完步後我們接著下地幹活，他則回到村裡。他整天干什麼，我們無從得知，當兵的無權過問當官的事，只是我們從沒見他和我們幹過一次活兒。
另一軍官是冬天下來的，看我們還沒收完苞米，他命令我們夜裡到苞米地去“突擊”。行動於午夜12點整開始，氣溫已經降到零度以下，沒有月光。我們揹負沉重的竹筐，摸黑消滅“敵人”。幾個小時下來，我們在雪地裡掙扎前進，滑倒無數次。黎明時分，看看我們的戰鬥成果，才知道大失水準，好多“敵人哨兵”還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們不得不從頭再幹一遍。
我對“親人”解放軍又怨又恨，他們對農場管理一無所知，而他們手中有權，我們就得聽命。在他們的“領導”下，北大荒的農場進入負債經營，周總理每年親自沖銷幾億元的壞帳。雪上加霜的是，這些軍隊幹部飛揚跋扈，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和他們相比，以前的趙指導員真是“小巫”一個了。而這次誰也不敢再噴有煩言，若想攻擊“長城”，“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這個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現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萬馬齊暗之中，有一次我們卻斗膽出了一回聲。
1972年早春，豬號的一位當地青年小李操作飼料粉碎機時出了一起事故。這機器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運轉時，我們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斷塞進機器口，周圍沒有任何防護裝置。機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東西伸進去立即會被咬斷，在幾秒鐘內嚼得粉碎。可是因為豬號只有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