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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就會帶小煉和我去其中的一處打牙祭，二姨和母親總說她們得留在家裡看小弟弟，不和我們一起去。那些年，餐館的萊價貴得驚人，食品質量則每況愈下。一碟沒兩片肉的炒菜從前最多賣1塊錢，現在賣10元，人們還跟不要錢似的搶著買。父親一向把錢財看得很輕，他的錢來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錢給孩子們買點吃的，增加點營養，總比在銀行裡放著要來得強些，在這個指導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們連個銀行存摺也沒有了，每逢月末，父母還得向二姨借上10塊20塊的應應急，幾天後發了薪就把錢還上，可是下個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體吃了大虧的是母親，她總是心甘情願默默省下食物給我們。母親屬牛，她常說：“我是一頭老牛，身體壯，吃點兒草就能從早到晚地幹活兒，你們別為我擔心。”現在想來，母親真的很愛我們，可惜她生前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
有時我兀自琢磨為什麼母親從不像二姨或別人的媽媽那樣摟我抱我，親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兒，她甚至羞於對我們說任何表達溫情的話。也許她是職業女性，國家幹部，這麼做會使她感到尷尬？又或者她的兒時別有一段情懷形成她日後剛硬的性格？1960年，母親生了第三個孩子，產婦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雞蛋和魚肉配額。母親不顧自己還在哺乳期，硬是不聲不響地將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們的碗中。幾個月後，母親由於營養嚴重不足，全身水腫，血壓升至二百多，臉色由昔日的紅潤變得蠟黃。用手指在她額頭上壓一壓，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彈不回。見到她的每個人，特別是父親和二姨，都嚇一跳，覺得她的健康大成問題，於是母親被重點照顧。但她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寶、打雞血都無濟於事。她的體質從此再也沒有復元。
父母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躍，這個名字今天聽來著實具有諷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許多城裡人不瞭解大躍進和饑荒之間的聯絡，瞭解實情的人又不敢說話，各級地方幹部謊報成績。農民因忙於修水庫或大鍊鋼鐵，很多地方稻穀爛在田裡。不科學的深耕密植破壞了土質。少數幾個敢於直言、為民請命的，如彭德懷將軍，得罪了毛澤東，不免被罷黜。
結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報紙的宣傳：饑荒是因為天災，再加上蘇修的背信棄義，逼我們還債，但困難是暫時的，有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報上又說：這麼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都沒餓死一個人，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舊社會，還不得餓殍遍野？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別處高些，這些話哄哄北京人還聽不出多大的破綻。至於這個機關，在西北有工作站，那裡計程車兵可以開車出去打黃羊，然後用大卡車直接拉回北京在院裡分給幹部。即便如此，我翻開相簿，仍驚訝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後一下子變得很瘦，我說“驚訝”，是因為我沒有印象當時感到過飢餓。除了母親的自我犧牲，父親也“勒緊褲帶”。作為高幹，父親享受每月多兩斤肉的特權，是謂“肉乾部”；而母親作為普通幹部，每月只得兩斤大豆，是謂“豆兒幹部”。父親的“肉”，有如母親的“豆兒”，最後都進了小煉和我的肚子。
如果說在困難時期父母唯一的辦法就是花錢，那麼二姨，一箇舊社會過來的窮寡婦，則遠比他們足智多謀。好幾回，我跟二姨去歷險，我們在黃昏時分偷偷潛出大院，手提包裡藏著米袋，到當地農民那裡買黑市米。
我們來到村裡，天色已晚，二姨輕輕敲一扇門，有人從裡開啟，我們便快步溜進院子，一聲招呼都不打，也沒人發問。人得裡院，農民便拿出一袋米給二姨看，二姨將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攤在掌心細細看過，挑出毛病，然後雙方壓低嗓門討價還價。幾個會合，價錢談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最後農民還會從他的園裡給我們弄上些黃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們下次再去光顧。
大人們忙於交易，沒人留心到我。這種方式買東西我以前從來沒見過，平日見到的國營商店都是明碼標價，而這裡則是“漫天要價，落地還錢”，而且二姨對農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們倒似乎越開心。有時二姨會說：“拉倒吧，你開的價兒這麼離譜，我不買了！不買了！”而對方也就作些讓步，於是成交。爭歸爭，不傷和氣，也談不上什麼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樁生意。
我們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長的一段路。儘管我渾身透溼，卻不敢放慢腳步。二姨見狀，便說真高興看我長大，成了她的好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