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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也自由不到哪兒去。大學畢業後，國家會給每個人分配工作，人人有隻鐵飯碗。不論你喜不喜歡，往往一干就是一輩子。
一夜間，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老師、家長、領導居然通通靠邊站了，現在我們自己說了算，自己定計劃，自己來執行。那麼我們在學校該做些什麼呢？課自然是不上了，就圍在一起講家史。當然在會上發言的全是幹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吳的女生所作的發言。1942年日軍掃蕩華北抗日根據地，當時吳的哥哥只有幾個月大。他長得可愛極了，白白胖胖的圓臉，跟他媽媽一樣有一雙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媽媽管他叫寶寶。寶寶的媽媽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點從前線回來看看他的第一個孩子。
爸爸未進門，日本鬼子先來了。吳的媽媽抱著孩子跑進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個山洞裡。日軍在搜山，越逼越近。這時孩子醒了，張嘴就要哭。他媽媽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嬰兒的嘴，若被鬼子發現，所有的人都性命難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氣反抗。他的小臉憋得通紅，然後發青。他的小手緊緊抓住媽媽的手，想把它推開，呼吸自由空氣。他兩條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亂蹬。他母親萬箭穿心，但她不敢鬆手，直到日本兵離去。而那時，孩子已經在她懷裡變涼了。
吳哭了起來，我們也都掉下了眼淚。
她為什麼哭得這麼傷心？我能理解，還不是為了她哥哥。他死得這麼冤，這麼慘。他是父母的心肝寶貝，這麼個白壁無暇的孩子，競也被父母奉獻給了革命。吳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許都很聰明可愛，但怎麼都比不上這個死去的孩子……
當然這不是那天我們和吳一起哭的原因。我們流淚是因為被父兄們的英勇奮鬥、壯烈犧牲所感動。這樣的家史故事我們聽得越多，就越堅信：倘若我們允許革命倒退，國家變修，萬惡的帝國主義和豺狼般的國民黨就會捲土重來。就像30年代他們提出的口號那樣，把我們統統斬草除根。那時他們不但會殺害我們的父母，連我們也不會放過，以絕來日復仇的後患。
我突然覺得這些同學比我的親兄弟姐妹還親，我愛他們！他們也愛我！今天我們在教室裡一起流淚，明天我們在戰壕裡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對他們毫不信任，把他們一個個都看成競爭對手，如今我卻願為他們中的任何人犧牲性命。
其實使我們熱血沸騰的不是對死的畏懼，而是一種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說我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中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擔在我們肩上。蘇聯和東歐已經改變了顏色，只有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還堅持馬列主義。若我們拯救了中國的革命，我們就創造了人類的歷史。我們要剷除官僚和腐敗，取消一切剝削和特權，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黨政機關……總之我們要讓中國變得更加純潔，更加民主，為全世界樹立一個光輝的榜樣，為人類歷史開創一條嶄新的道路。
除了講家史，我們每天就是騎腳踏車到北京各大中學校看大字報，參加群眾集會。在這些集會上，林彪、周恩來、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說。我第一次聽到“紅衛兵”這個詞是在6月下旬的清華附中，比大部分中國人聽說這個詞要早近兩個月。一個多麼教人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來的路上，我們的腳踏車越騎越慢，滿腦子想的都是這個新概念。後來我們乾脆把腳踏車停在一條小河邊，當時我們三下五除二就把紅領巾撕開，把撕出來的紅布條纏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糾察隊一樣。這樣我們就算造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工作組的反。打這一刻起，我們不經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變成了紅衛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們的新裝束：父母穿過的褪了色的舊軍裝，紅袖章，帆布軍皮帶，綠軍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樣把帽舌壓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們微笑的，也有向我們揮手的，他們的眼神透著驚訝、新奇、激動和羨慕。我想我沒有在他們臉上看到恐懼？？那時還不曾有。
行人向我們微笑，我們也報以悅色，感到神采飛揚。我們的眸子閃亮，目光清澈，臉頰紅潤。每人都騎著一輛鋥亮的新車，飛馳而過，軍裝、袖章被風吹得噗噗作響。當時腳踏車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的。（父親送給我一輛新車來表示他對“文革”的支援，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相信，或者毋寧說是希望，“文革”能純潔黨的隊伍，挽救中國的革命。）
時不時地我們同時按響車鈴，散發出一長串的叮吟聲。我們不是要行人讓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們注意，僅僅想聽那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