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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鬧翻，蓋因他們參加了不同的派別。紅衛兵推波助瀾，整個大院折騰得像開鍋一樣。
孩子們了無心機，大人們在他們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脅時，卻可以使出極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張大字報指控我們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抽菸喝酒，偷公家的東西，還亂搞男女關係。所有這些都是無恥的造謠。特別是最後一項指控，簡直惡毒透頂。在中國，說一個人男女關係不正當，乃是破壞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譽的最有力的武器，這個人從此臭不可聞。
不用說，我們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這個蠱惑者，我們非砸爛他的狗頭不可。但是大字報是匿名的，落款只寫“幾位革命群眾”，我們去砸誰的狗頭？我們又不能袖手不管，讓流言蜚語把我們弄得名譽掃地。在這個大院，沒幾個人真正認識我們，可是很多人會看到這張大字報。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大字報並不是總講真情實話，也可以用來誣陷栽贓。人們用它來鬧革命，也用它來作人身攻擊。讀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給無辜的人帶來不可挽回的傷害。
我們只能星夜趕寫一張大字報反戈一擊。我還記得很清楚這張大字報的內容，當時覺得擲地有聲，今天看來，卻是毫無邏輯可言，我們的論點是：我們都是紅衛兵，來自紅五類家庭，根正苗紅。我們對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對階級敵人無比仇恨，我們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由於這些原因，我們對壞習氣有天生的免疫力，決不會沾染抽菸喝酒偷東西亂搞男女關係等惡習，那些匿名造謠誹謗紅衛兵的人別有用心，革命群眾應該提高警惕，挖出他們的黑後臺。這個事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走資派正在進行垂死掙扎，我們一定會把這件事搞個水落石出。
大概我們的威脅驚動了高層領導，沒幾天，我們接到邀請去和中南局黨委副書記吳芝圃談話。他對我們的態度和藹親切，幾個小時坐著聽我們批評廣東省委，還建議為我們安排一次“接見”，當面對廣東省委領導進行幫助。
“我們可沒有時間‘接見’他們了，我們還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記不得究竟還有什麼大事等著我們去做，回想起來，那時我已開始對政治鬥爭感到厭倦。這遠不是我想象中的鬥爭：理論和宣言，靈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犧牲。這是對權力的爭奪，既醜惡又冷酷無情。夠了，夠了。9月還沒過完，我們已決定離開廣州。
在我們離開廣州時，我們這一干人個個鳩形鵲面。我的嗓子全啞了，張開嘴什麼音都發不出，真是種怪異的感覺。大概是因為發表了太多的演說，終日跟人辯論，高聲引用毛主席語錄來壓倒對方，加上睡眠少，飲食又無規律。有時我們連續兩、三晚不睡覺，有時一天只吃一餐飯，甚至不吃飯。
其實我覺得能活下來已屬萬幸。我們離開廣州前的一個晚上，我跟著一隊紅衛兵在中山路上走。後半夜，整個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盡，兩條腿像拖了兩塊大石頭，越走越慢，另一個才14歲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結果我們腿一軟，竟在馬路中間睡著了。
其他紅衛兵走出兩裡多，發現我們丟了，回過頭來找。還好在他們找到之前我們沒讓汽車或卡車壓死，不然我們就成烈士了。像這樣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後人眼裡是愚不可及的。為了一個荒謬的信仰而犧牲了生命，而今歷史已幾乎完全把他們遺忘了。我慶幸自己還活著，可以寫出這些書來。
15 半透明之夜
我若能在1966年倒頭睡著在廣州城裡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這真有點兒不可思議，但事實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論理。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去年，紅衛兵是毛主席的小闖將，領導著千軍萬馬衝鋒陷陣，每天都有於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給我們48個小時，我們還是沒時間睡覺。現在卻鎮日無所事事，這麼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事物總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話一點不錯。老革命變成走資派，老紅衛兵為了保爹保娘開始反對文革，雖然不是每個幹部子弟都這樣，但也為數不少。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現在我們又恢復學生身分了，毛主席說“復課鬧革命”，但復什麼課呢？老師們全都學乖了：什麼也不做的人永遠不會犯錯誤，日後也不會有人找麻煩說他們與學生為敵。
敵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聯是為革命還是為旅遊？說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