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變詭異的中國古代權術

第12部分 (第2/4頁)

道：“嘻！殺父都可以，殺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無不大驚失色。司馬昭當即就批判他說：“殺父，乃天下之極惡，而你怎麼認為可以殺母呢？”不料阮籍話頭一轉，說道：“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連禽獸都不如。”既尖銳地譏刺了標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馬氏，又巧妙地掩飾了過去，於是“眾乃悅服”。

按照當時的禮法，父母死，要服三年喪。三年之內不準喝酒吃肉，不能離家遠遊，不準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性情至孝。當母親去世的訊息傳來時，他正與人對弈。對方說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決勝負。下完棋後，他又飲酒一升，大聲哭號，吐血數升。母親下葬時，他叫家人蒸了一頭小豬，又飲二斗酒，大聲哭號，吐血數升，然後與母親訣別。裴楷前往弔唁，見阮籍形銷骨立，散發箕踞，兩眼木然地直視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認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典，不必與他計較法度，於是也不理會阮籍，自己徑直弔唁完畢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禮”的行為非常多，常常引起“禮法之士”的驚噪和責難。阮籍卻以蔑視的口氣說：“禮法豈是為我而設！”按封建禮法規定，叔嫂之間授受不親。可阮籍的嫂子回孃家，阮籍總要與她相見告別。阮籍的鄰居有一少婦，長得非常美麗，當壚沽酒。阮籍經常前往飲酒，醉了便臥於少婦之側。少婦的丈夫知道阮籍的為人，絕沒有什麼雜念，對他也毫不懷疑。還有一兵家女子，才貌雙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賤，阮籍與她家也不相識，但他可憐這位女子貌美而夭折，竟前往兵家哭之，盡哀而還。

司馬昭的親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這些“非禮”行為。何曾是一個十足的偽君子，他對個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種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對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視，常以白眼視之，而對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則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涇渭分流，清濁分明。何曾就公開聲色俱厲地威脅阮籍說：“足下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司馬公執政，綜核名實，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長也。”阮籍在母喪服孝期間曾出席司馬昭舉行的一次宴會，而且在宴席上毫無顧忌地喝酒吃肉。何曾見了，心中好不憤然，他對司馬昭說：“明公正倡導以孝治天下，阮籍竟然在重孝期間當眾飲酒吃肉，公然蔑視禮法，應將他流放海外，以正風教。”司馬昭卻很寬容地說：“嗣宗如此毀頓，君不能共憂之。吾既以酒食招嗣宗，豈因喪禮而為難嗣宗也。”

司馬昭之所以能容忍阮籍違背封建禮法的一些行為，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阮籍對司馬氏政權並沒有構成威脅；其次，阮籍生性放達，誠如裴楷所說，他是“方外之人”，而當時放達任性已成為名士風流的時尚，司馬氏出生門閥士族，並非真正講究禮法，所以即使阮籍做出違禮之事也能容忍；再次，阮氏世代習儒學，名高當世，與司馬氏門第相當，他需要借重阮籍來為自己裝點門面。

就阮籍來講，他為了在亂世中以求自全，主要採取了兩種策略：一是佯狂避世，沉醉酒鄉；二是“言及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司馬氏很想與阮籍聯姻，阮籍不便正面拒絕，於是當司馬昭親自登門為愛子求婚時，卻見阮籍手裡抱著酒甕醉臥在地。其後司馬昭派使者接連60天前往阮府求婚，都見阮籍沉醉未醒，司馬昭只好作罷。鍾會數次追問阮籍對時政的看法，欲趁機抓住其把柄而治之以罪，阮籍都以沉醉獲免。阮籍雖然與司馬氏政權保持一定距離，常常攻擊名教，攻擊“禮法之士”，但就是閉口不談時政，不議論朝廷是非。司馬昭對阮籍的這套本領也十分佩服，說：“天下最審慎之人，要數阮嗣宗了。每每與他交談，總是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政，臧否人物。”唐代李賢在評論阮籍的詩作時曾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此詩作之中每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猜測。”（《文選》卷二三《詠懷詩》注。）如果說阮籍是佯狂的話，那麼嵇康就是真狂了。嵇康性格剛烈，疾惡如仇，“輕肆自言，遇事便發”，著文直抒胸中感憤而無所忌諱。嵇康曾在蘇門山遇見一位隱者孫登，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總不言語。直到臨別之際，孫登才開口對嵇康說：“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於今世乎！”

性格剛烈的嵇康對司馬氏集團不是像阮籍那樣以佯狂避世，而是針鋒相對，公開採取了不合作的態度。司馬氏集團標榜“以孝治天下”，而嵇康卻公然反對禮法。儘管他內心並不是這樣想的，但卻公然宣稱“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馬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