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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都是皺皺巴巴的，似乎通宵未眠。突然間，他不再感到有意思了。
穆爾法官顯得頗為關切的樣子。“你當然認識亨德森先生嘍。”
“這是什麼意思？”唐納森問。誰也沒有料到他的聲音會如此之低。
“你對我撤了謊，參議員。”裡特說。“你答應不把我昨天告訴你的事透露出去，而你心裡一直很明白，你要告訴這個人——”
“我沒有這麼幹。”
“——那麼是誰告訴一個克格勃同夥的呢？”裡特接著說。“是誰呢，埃米爾？”
雅各布斯放下咖啡杯。“我們監視亨德森先生已有一段時間了。我們未弄清楚的是他的聯絡人。有些事情實在太明顯了，哥倫比亞特區許多人乘坐固定的計程車，亨德森的聯絡人是個出租汽車司機。我們終於查清楚了。”
“我們是透過你把亨德森查清楚的，參議員。”穆爾解釋說，“幾年前我們在莫斯科有一名非常出色的間諜，是他們戰略火箭部隊的一名上校。他連續五年向我們提供了有份量的情報。我們準備把他和他的家屬接出來。你知道我們應該努力那麼做：你總不能讓間諜無休止地工作下去，而我們確實欠了這個人的情。但我犯了個錯誤，向你的委員會透露了他的姓名。一星期後，他不見了——消失了。當然他最後被槍斃了。他的妻子和三個女兒被遣送去西伯利亞。我們得到的訊息說，他們住在烏拉爾以東的一個伐木區裡。那個地方很典型，沒有自來水，吃得很差，沒有醫療設施：由於他們是被判死刑的叛徒的家屬，你也許可以想象得出他們得忍受多麼大的折磨。一個好人死了，一個家庭被破壞了。想想吧，參議員。這是真人真事。
“最初我們不知是誰洩露出去的。只能是你或其他兩人中的一個。因此我們開始個別地向委員會成員洩露一些情報。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其間你的名字曾出現過三次。在那以後，我們請雅各布斯局長對你的所有工作人員進行了審查。埃米爾？”
“1970年當亨德森擔任哈佛大學《紅色》雜誌助理編輯的時候，他被派往肯特州就那次開槍事件寫篇報道。你大概記得，在入侵柬埔寨後發生的‘憤怒的歲月’事件和同國民警衛隊發生可怕的衝突事件。好象命運安排好了似的，我當時也在處理那些事情，顯然這使亨德森很不愉快。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反應卻難以令人理解。他畢業後成為你的工作人員，他開始同他過去那些活動分子朋友談論他的工作。這樣就同俄國人聯絡上了。他們要求他提供一些情報。那是在聖誕節轟炸期間。他確實反對轟炸，於是他提供了情報。最初是些低階的材料，幾天後他們都可以從《郵報》上看到。事情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們丟擲了誘餌，他上了鉤。幾年後，他們當然毫不客氣地收回了釣鉤，而他已跑不掉了。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回事。
“昨天，我們在他的出租汽車裡安放了一架錄音機。你要是知道這樣做有多容易，一定會感到很驚訝。間諜也有惰性，就象我們其他人一樣。長話短說，我們把你答應不把情報透露給任何人的話錄了音，而亨德森不到三小時就把這一情報傳遞給了一名我們已經掌握的克格勃特務。我們這裡也有他的錄音。你沒有幹違法的事情，參議員，但是亨德森先生違法了。他於昨晚9時被逮捕，罪名是從事間諜活動，我們有證據使這一指控成立。”
“我對此一無所知。”唐納森說。
“我們也認為你不會知道，”裡特說。
唐納森對著他的助手。“你為自己有什麼要說的？”
亨德森什麼也沒有說。他想說他十分抱歉，但是怎麼解釋他那複雜的心情呢？充當外國間諜的可恥感覺，摻雜著矇騙了一大批政府官員的快感。被捕時他的心情變得很恐懼，不知道會對他怎麼樣，而現在又如釋重負——一切都過去了。
“亨德森先生已同意為我們工作，”雅各布斯幫著說。“你一離開參議院，他就開始做。”
“那是什麼意思？”唐納森問。
“你在參議院有多久了？13年了吧，是不是？假如我記得不錯的話，你原先是被任命填補一位參議員尚未屆滿的任期的。”穆爾說。
“你也許想要知道我對訛詐的反應吧。”參議員說。
“訛詐？”穆爾攤開雙手，“天啊，參議員，雅各布斯局長已經告訴你，你沒有幹違法的事情，而且我向你保證，中央情報局不會把此事洩露出去。現在問題是，司法部是否決定對亨德森先生起訴，這不由我們掌握。‘參議員助手被判叛國罪；唐納森參議員聲稱對其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