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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最喜歡的一個派系是政治科學系（政學系——譯者），其成員都是些具有現代思想的專家治國論者（儘管當時還沒有這個詞）。其中許多人在美國或日本留過學，絕大多數能說英語，並立志要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技術發達的高效率的工業國家。
在這個派系中，有兩個人很突出：孫科和宋子文。身為辛亥革命之父的兒子，孫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作為一位學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氣站出來說話，卻沒有與國民黨一刀兩斷、另拉一批自己人馬的個人慾望。雖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長（英國人稱主席），但他無法與陳立夫操縱的黨的機器抗衡；蔣介石害怕聽到開明的言論，常常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見孫科。
宋子文也有同樣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長。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於大膽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員長更喜歡唯唯諾諾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歡。
不幸的是，人們常常把宋子文當作另一個該受指責的國民黨人與孔祥熙相提並論，可是實際上他們兩人有著很大的差別。宋子文雖然也發了大財，但他與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滿活力的企業資本主義發的家，同時為國家創造了財富，為數以萬計的人創造了就業機會。
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富家子弟花一大筆錢就能逃過兵役，這些錢落入了那些出賣免役名額的官員的腰包。
而年紀相同的窮人子弟則被抓丁隊強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當兵，有的新徵士兵在到達指定的部隊之前就喪了命。懷特和雅各比列舉了一些有關中國派駐緬甸部隊的可怕的數字。
有一支部隊在500英里的行進中，損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認為比較強壯一些的倖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國大夫診斷為肺結核。除了結核病之外，痢疾、瘧疾、疥瘡、腳氣和寄生蟲病，連同斑疹傷寒和流感，又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絕大多數病員得不到醫療照顧。一般說來，一個師平均只有一位中國醫師。但是，這裡卻沒有西方軍隊中一種主要的疾病——性病，這可能是因為士兵的身體太虛弱；因而無力去尋花問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為太窮而付不起錢。
起初的情況就夠糟糕的了，隨著通貨膨脹的勢頭增猛，形勢更是急轉直下，1939年秋，埃裡克·周帶著少校的榮譽軍銜在軍事委員會當過一陣翻譯。
他每月的工資是60塊中國貨幣。而當時一雙鞋都賣到了80元，到1943年，一雙鞋的價格大約在900到1200元之間，而少校的工資卻一分未長。
在這一點上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山西省的“模範省長”閻錫山樹立了一個大家不願學習或無法學習的榜樣。
1939年（根據他的回憶錄），他帶領300000軍隊開進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區。“那裡幾乎是不毛之地。當地人極端貧窮……”。1940年6月，他開始實行一種以實物形式增收農業稅的制度，並在軍隊、公務員和學校教師中間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應制。
至少在他所管轄地區裡，軍隊能吃飽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學習這種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滿足私慾的國民黨軍官仍然只顧中飽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將軍也有體恤士兵的好名聲，他描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個地方，當地長官正在那裡歡迎他的到來，當地人卻把他們團團圍住了。他們向馮玉祥懇求說：
他們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徵入伍，正在去訓練營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長官卻讓這些新入伍計程車兵在出發前把棉襖制服脫下來。當地人喊道：“這麼冷的天，他們會凍死的！”馮玉祥為他們作主，干預了這件事，最後，地方長官派人帶著棉襖制服去追趕兩小時前出發的新兵隊伍。
馮玉祥接著還提到了下面這件事：
第二天，我去視察駐紮在白市驛的軍隊。那裡的團長給我看士兵的點名冊。我發現上週還是滿員的，但是現在每個營都少了三、四十人。我問他這其中的原因，這個團長回答說：“新兵從家裡出來時，一路上沒有吃的。一到這裡，他們就猛吃猛喝，結果把自己撐死了”。但實際上，他們是被餓死的。
還有一次是在離重慶十五英里的沙坪壩，這位信奉基督的將軍問一名團長他的傷病員都在哪兒。團長把他帶到了幾英里地以外的一個山村子裡，那裡有二十多個生病計程車兵。
馮玉祥寫道：
我進去後發現這些可憐的年輕人都在發燒。他們躺在拆下來當床用的門板上，身下墊著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