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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接著一天過去，融合工作持續進行，但偶而會有意識失控的情形出現。
8日28日當天，茱迪和史凱瑞再次來到醫院探望他們的當事人。他們告知喬哈丁醫師，距離法官規定繳交鑑定報告的日子只剩三個星期了。如果喬哈丁醫師認為融合工作已完成，而且當事人也有行為能力時，佛傑法官便將訂定開庭日期。
“或許我們應先討論有關審判時的策略，”亞瑟說道，“因為我想改變答辯方式。雷根願意承認那三件搶劫案並接受懲罰，但他並無強暴的意圖。”
“但在法院起訴的十項罪行中，有四項是強暴罪。”
“依照阿達娜的說法，那三位女子都十分合作。”亞瑟說，“她們之中沒有人受到傷害，都有逃跑的機會；而且阿達娜說，她把部分的錢分別還給她們，若再加上社會保險給付，那她們實際收到的金額就比原先的損失還多了。”
“那些受害者並未提到這一點。”茱迪回應道。
“你打算相信誰？”亞瑟不屑地說，“她們？還是我？”
“假設三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反駁阿達娜的說詞，我們就會質問那個人；但是，如果三個人都不承認……你是知道的，這些受害者彼此不認識，而且也不會互相通訊息的。”
“或許有一個人願意說出事實。”
“你怎麼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茱迪問道，“你自己也不在現場呀！”
“但阿達娜在那兒！”亞瑟說。
茱迪和史凱瑞都不認為受害者會合作，但他們瞭解亞瑟談論的是阿達娜的見解。
“我們可以和她談談嗎？”史凱瑞問。
亞瑟搖搖頭，“由於她做了那些事，已經被我們放逐，不得再出現。沒有任何例外。”
“這樣一來，我們只好保持最初的抗辯立場。”史凱瑞說，“無罪，因精神異常所以無罪。”
亞瑟冷酷地看著他，嘴唇微微掀動。“你絕不可代替我們聲稱精神異常！”
“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茱迪說道。
“我並沒有精神異常，”亞瑟的語氣相當堅持，“討論到此為止。”
第二天，茱迪和史凱瑞收到另一張紙條，比利聲稱不再由他們為他辯護，他為自己辯護。
“他又開除我們了。”史凱瑞說道，“你的看法如何？”
“我從未見過什麼紙條通知，”茱迪說，同時將紙條歸檔。“紙片丟了。我的意思是，由於我們偉大的檔案系統，或許需要六個月或七個月的時間才能找到。”
接下來的幾天，另外四封解僱通知書都被藏到檔案櫃裡，而且當他們拒絕針對這些信件做任何回答，亞瑟最後也放棄開革他們的念頭了。
“提出精神異常的抗辯，我們是否就會贏？”茱迪問。
史凱瑞點燃菸斗吐出一口煙。“如果柯絲薇、譚如茜、郭瑪琳、喬哈丁和吳可妮願意做證，犯罪發生時，比利正處於精神異常的狀態。在俄州的法律規定下，我想我們會有很好的機會。”
“但以前你曾說，至今還沒有任何多重人格者在犯下重大刑案後，能以精神異常的理由脫罪。”
“這個嘛……”史凱瑞微笑道，“威廉。密里根將會是第一個案例。”
（7）
喬哈丁醫生髮現自己正在與良心交戰。他很清楚，比利毫無疑問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審判的程度了，這已不再是問題。八月下旬的某個夜晚，喬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審閱寫給佛傑法官的檔案，心中思忖著，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為罪行抗辯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謂“罪行責任”的問題，他擔任自己的證詞會被他人誤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療將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包括病人、醫學界以及其他證人在內。但是，如果佛傑法官能接受他的說法──由於人格上的分歧導致犯罪行為而被判無罪開釋時──那麼這將會是俄亥俄州史無前例的判決，或許全國也說不定。
喬哈丁相信，比利對於十月下旬的罪行毫無控制能力。喬哈丁的主要任務是瞭解更多的實情並引導至一個更新的領域，以便未來遇到相同問題時，經由暸解比利可為未來的社會有所助益。為了這個案子，他打了不少電話向專家請教，或與其他同事商討。1978年9月12日，他寫了一篇長達九頁的報告給佛傑法官，在報告中他談到比利在醫學、社會以及心理方面的經歷。
“病患提到，”他這麼寫，“在他的家庭中，母親和小孩們均遭到肉體上的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