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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喬伊斯對人說：“愛爾蘭不喜歡我，正如挪威不喜歡易卜生。”他們二人在描繪各自社會中的人物時，筆下確實都毫不留情。然而今天，他們二人卻又都成為各自國家——以至世界的光榮。
喬伊斯是懷著對於他所處的環境強烈的不滿而開始他的文學生涯的。一九0 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致娜拉的一封信中，就譴責了當時他所處的社會，甚至自己的家庭：
“我從心中摒棄這整個社會的結構；基督教，還有家庭，公認的各種道德準則，當前社會的階層以及宗教信仰。我怎麼能愛我的家！我不過是來自一個為遺傳下來的揮霍行為所毀壞的中產階級。我母親估計是被我父親的疾病以及歷年的苦惱折磨而死的。當我望到她躺在棺材裡的那張臉時，我看到的是那麼灰暗，為癌症所折磨的臉。我知道我看到的是一個受害者的臉。”
當時他與這位後來成為他的妻子的娜拉相識才兩個多月，真是滿腹牢騷。接著他還寫道：“六年前我脫離了天主教會。我對教會恨之入骨。我發現由於我本性的衝動，我不能再屬於它了。我在當學生時就曾偷偷反對過它，拒絕為它任職，因此而淪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嚴。如今，我用筆和口公開反對它。”（見艾爾曼：《詹姆斯·喬伊斯》第169一170頁）
天主教會之外，喬伊斯還痛恨異族統治者——英國。全書許多處都從正面或側面寫到這個“家裡的陌生人”。當時，都柏林社會貧富懸殊。當我譯到“大廳裡翩翩起舞的宮廷那五顏六色的服飾，外面卻是悲慘的莊稼人，他們飢腸轆轆，面帶菜色，吃的是酸模葉子”（《尤利西斯》第十一章）時，只覺得彷彿是在讀杜甫。
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偉大作品，其創作者除了精湛藝術之外，都必具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喬伊斯正是懷著這樣的心開始創作的。
一九0七年他在的裡雅斯特演講時說：
“愛爾蘭的經濟及文化情況不允許個性的發展。國家的靈魂已經為世紀末的內訌及反覆無常所削弱。個人的主動性已由於教會的訓斥而處於癱瘓狀態。人身則為警察、稅局及軍隊所摧殘。凡有自尊心的人，絕不願留在愛爾蘭，都逃離那個為天神所懲罰的國家。”
《尤利西斯》中所揭示描繪的都柏林社會真實嗎？最好的證人莫如比喬伊斯年長近二十歲，也是在都柏林長大並且同樣具有改革社會熱忱的蕭伯納了。他曾幾次在函文中證實《尤利西斯》描繪的真實性和必要性：“我對它＇《尤利西斯》＇最感興趣，因為我年輕時也曾在都柏林生活過。我認為他的寫法具有經典性。我不認為在坦率描寫性的方面需要什麼限制。我不能使用喬伊斯先生的語言，我的手太拘謹，沒法落筆。當我在都柏林時，年輕的醫學生確實是那樣，言語髒得很，在性行為上也不檢點。他們認為那樣才充滿活力和富有詩意。我很想把那幫青年組織成一個俱樂部，讓他們來讀讀《尤利西斯》，讓他們回答像不像。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們就要再問一聲：‘我們要不要永遠這樣下去？’我希望他們的回答是否定的。把喬伊斯所描繪的消滅掉。那時《尤利西斯》就不存在了。那時，就像今天來翻閱十二世紀的地圖。把《尤利西斯》這本書禁掉，那就等於把汙穢物保護下來。那不是道德之舉。倘若一個人朝你舉一面鏡子來照你本來的面目，即使把鏡子打碎也是徒然，不如還是找塊肥皂和水把臉洗一洗呢。”（艾爾曼：《詹姆斯·喬伊斯》第576頁）在另一處，蕭伯納還說：“在愛爾蘭，人們如果要使貓乾淨，就用它自己的爪子來揉它的鼻子。喬伊斯把這種辦法應用到人身上了。”他認為喬伊斯在揭露現實的醜惡方面，“超過了我們時代所有的小說家”。
喬伊斯不僅揭露醜惡，他也透過主人公佈盧姆寫出人性的善良。在第十五章中，他還寫到布盧姆的一些烏托邦思想：“我主張整頓本市的風紀，推行簡明淺顯的《十誡》。讓新的世界取代舊的。猶太教徒、伊斯蘭教徒與異教徒都聯合起來。每一個大自然之子都將領到三英畝土地和一頭母牛。豪華的殯儀汽車。強制萬民從事體力勞動。所有的公園統統晝夜向公眾開放。電動洗盤機。一切肺病、精神病，戰爭和行乞必須立即絕跡。普遍大赦。每週舉行一次准許戴假面具的狂歡會。一律發獎金。推行世界語以促進普天之下的博愛。再也不要酒吧間食客和以治水腫病為幌子來行騙的傢伙們的那種愛國主義了。自由貨幣，豁免房地租，自由戀愛以及自由世俗國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會。”
布盧姆這個人物刻劃得真實無比。他在生活中固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