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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雀》、《綠草地上的聖母》，而他的《西斯庭聖母》之中的聖母馬利亞，是足以與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之中的基督耶穌相媲美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拉斐爾的壁畫《雅典學院》，將畫中的空間與室內的空間融為一體，成為壁畫與建築完美結合的典範。
拉斐爾的藝術成就不是偶然得來的，他受到達·芬奇這樣的藝術大師的直接影響，不僅在構圖與透視方面是如此，在對於婦女形象的塑造上更是如此，構圖均勻而色調莊嚴，自然淳樸之中洋溢著女性的溫柔。在拉斐爾的筆下，不僅有聖母，而且有凡女，他的《戴面紗的婦女》就是很有名的作品。當然，在這一方面，最有名望的還得數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描繪出婦女在最風韻的多姿年華時所具有的無窮無盡的魅力，他每一筆都勾畫出了永恆的美。”這隻能是一種具有謎一般的微笑之下深潛著的難以言說的女性嫵媚。
但是，達·芬奇的主要創作物件依然是來自《聖經》，在著名的《最後的晚餐》之中，他以戲劇性的構圖來揭示眾多人物的性格特徵是如何在震驚之中流露出來的：基督耶穌安詳地說出了自己將被出賣的訊息，靜靜地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與此同時，眾多門人的內心感受是透過形體動作與面部表情這樣的身體語言來表現出來的，或者是激動，或者是驚愕，或者是恐懼，或者是茫然，或者是憂鬱，或者是幾種感覺交織在一起，而唯有某種內疚的神色出現在了那個出賣者的臉上。這就活生生地畫出了人性的豐富與自足在個人身上的充分體現。
如同進行心理分析似的畫面解剖，是精確而細緻的，《最後的晚餐》中人物表情的豐富和生動，則是因為這一宗教性的創作有著世俗性的模特：達·芬奇總是在注意搜尋與仔細觀察現實生活之中形形色色的人，實際上，畫面上的每一張臉，都來自他每天在大街上進行長達數小時的漫遊期間所能發現並選擇的世人面孔。達·芬奇還是一個充滿激情與理智的發明家，使其善於以精確而敏銳的目光，來觀照自己所面對的一切。可以說，達·芬奇的《巖間聖母》就是以人物形象刻畫精心，環境細節十分精確，整個構圖達到了幾何比例般的精緻來顯示出自己的繪畫藝術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的。
至此，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活躍在公元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大約半個世紀左右的這三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傑出藝術大師，儘管全都主要是在宗教性題材的創作之中來展示自己的藝術才華的，但是，宗教性題材並沒有能夠束縛他們進行藝術創造的自由，實際上正是宗教性題材的藝術創作，不僅使其直接向整個社會顯示出他們的藝術成就，有利於他們走上聲名卓著的藝術大師之路；而且當巨大的教堂到處都成為他們藝術創作的存在空間時，也就有助於他們最終成為影響深遠的藝術大師。
此時，也許可以聽一聽另一位評論者的說法：拉斐爾“也許是整個文藝復興時期最受大眾歡迎的畫家，他的藝術之所以具有不朽的魅力，主要是由於他的強烈的人文主義。他發展了具有心靈的和崇高的人的思想。他不是把人類描繪成遲疑不絕的、受折磨的人，而是把他們描繪成為溫和的、聰明的和高尚的人。雖然他受達·芬奇的影響，而且模仿了後者的許多特徵，但是他比達·芬奇有更多的象徵性的傾向，他的《爭辯》象徵著天上的教會與地上的教會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這一評論已經包含著宗教信仰與人文主義之間的關係如何的命題。
這將是一個值得爭辯的命題，其實，拉斐爾在自己的《爭辯》之中早已藉助畫面給以了昭示：在燦爛的晴空之下，塵世間的博士與神學家正在熱烈地爭論著聖餐的意義何在，與此同時，在高高居於雲端的天國中，三位一體的至尊則在安閒地休息，呈現出一派祥和而平靜的和諧景象。這就表明，由博士們所代表著的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與由神學家所代表著的基督教神學之間，如果能夠發生爭辯的話，必須有一個進行爭辯的共同前提，這就是基於理性而訴諸理性，而這正是人與人之間進行溝通的人文基礎，不過，這不是神與人之間進行立約的信仰根基。
這也就是說，人文主義與基督教信仰之間是否有可能發生衝突？拉斐爾在《爭辯》之中實際上已經作出了回答：塵世間的理性爭辯與對於天國的信仰無關！因此一個人文主義者可以是，也能夠是，甚至應該是一個虔誠的信徒，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攜手同行就是一個社會性的證明。所以，達·芬奇堅決否認權威是真理的源泉，堅決主張尊重生命存在的權利，認為“奪取人們的生命是罪惡滔天的事”，而戰爭無疑是“最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