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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宰地位的顯現，那麼，世俗預言與宗教預言也就會難以分辨，而此時的世俗預言家也就是宗教預言家。在基督教的國教化、乃至國家化的過程之中，基督教教會的世俗化促使在對於《聖經》進行闡釋的過程中，不僅闡釋的形式與層面越來越走向多樣化，而且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預言家。
在這些形形色色並真真假假的預言家之中，在羅馬教皇神權制度由盛而衰的過程之中，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日益臨近，自然而然地顯現出兩種傾向來：一種傾向是從《聖經》的文字出發，根據上帝之道來闡發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的思索，為社會中人的可能發展提供預見性的參照，以達到人與上帝關係的和諧；一種傾向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遠離上帝之道來發表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的印象，為社會中人的精神空缺填補上神秘的想象，以宣揚世界末日的降臨，並且這兩種傾向之間呈現出由前一種傾向轉向後一種傾向的更替趨勢。
這是因為，前一種傾向是在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的“公元十三世紀完成了一個哲學的、神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偉大綜合”這樣的中世紀後期文化大背景下顯現的，其代表就是但丁與他的《神曲》；而後一種傾向則是在十五世紀以後，“從教會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這一中世紀結束進入早期現代世界的文化場景之中顯現出來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諾查丹瑪斯與他的《諸世紀》。因此，從但丁到諾查丹瑪斯，從《神曲》到《諸世紀》，就不僅僅是一個關於預言家及其預言的型別發生了變動與轉換的傾向問題。
從整個世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程序的角度上看，這兩種傾向的更替表明：在歐洲天主教直接影響與控制下的各個民族國家之中，教權與政權、神權與王權之間的消漲起伏，開始呈現逐漸分離的歷史走向。特別重要的是：當但丁以其《神曲》來要求透過理性與神恩來使人獲救時，他已不僅僅是一位進行史詩性傾訴的詩人，更是一位聲名卓著的歷史預言家；而當諾查丹瑪斯以其《諸世紀》來預告國王與世界的可能命運時，他已不再只是一個書寫預言小詩的詩人，更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歷史占星家，從而使他們得以站在歷史這一起跑線上，立足於過去來瞻望未來，以滿足現實地存在著的精神需要，儘管兩人所進行的預言，無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價值上，都同樣是炯然有別的。
公元1265年出生於義大利弗羅倫薩的但丁，是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現在社會生活中的，由於他拒絕此時遠在法國阿維尼翁的教皇對於義大利地方政治事務的干預，因而激怒了教皇，被教皇下令革除教籍，只不過由於教皇使節的動作遲緩，才未被逐出教門，隨後又遭到教皇支援下的政治放逐，被迫帶著受到牽連的未成年的兒子，成為永久的流放者。因此，但丁支援神聖羅馬皇帝統治義大利，後來還為此撰寫了《帝制論》；而且，但丁還敦促羅馬的主教們選舉義大利人為教皇，使教廷從阿維尼翁遷回羅馬城。由此可見，但丁不僅反對教權對於政權的壓制，更要求神權與皇權的分離，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對於《聖經》進行個人把握的基礎之上的。
這一把握首先從但丁的個人感情生活開始：當但丁9歲的時候，一見到貝雅德麗採這個“幼小的天使”，就萌發出對於異性的感受；而9年以後的但丁，再見到貝雅德麗採之時則激動不已，可是這個長大了的天使卻不予理會；於是但丁克制住自己的情慾衝動，在將其上升為精神之愛的狀態裡，開始為這個上帝專門派來拯救他靈魂的天使進行詩歌的吟唱。在為貝雅德麗採去世而感到悲傷欲絕之中，但丁雖然企圖以轉移自己情感的方式來逃避悲傷的折磨，但始終難以忘懷這個上帝的天使，因而使其在《神曲》中重新出現，成為但丁漫遊天堂的精神嚮導。
與在《新生》之中透過理智地戰勝情慾，來將自己心中的青春偶像歌頌為“享受天國之福的人”相類似，但丁在《帝制論》之中，強調了人具有肉體與靈魂的重要性，也就是人生的目的在於追求幸福，活著的時候應該享受人間的幸福，而死後將享受天國的幸福，因而皇帝要根據上帝的旨意來讓世人生活得幸福，而教皇應按照上帝的旨意來使世人進入天國，兩者各司其職，共同效力於上帝，以保障人與上帝的立約得到實施。這同樣也是以神學的理性精神來要求擺正教權與政權的關係，協調王權與神權的對抗，以避免損害每一個人可能蒙受的神恩。
為了促使從個人到社會都能夠在沐浴神恩之中享受人間與天國的幸福，但丁將自己的所有思考融入對於《聖經》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