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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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並且這時候，朝鮮依舊向清廷禮部呈報朝日本交涉開港的事宜，不曾因《江華島條約》而有所改變。但是，按照西方國際法的解釋，兩國間的宗藩關係屬於內政問題，國際的承認與否並不直接影響其宗藩關係；如果與第三國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國的承認便屬必要。日本已承認朝鮮自主，那麼將來日朝間發生糾紛，日本利用該國際法的解釋，便有反對中國干涉的“權利”。在日本外交家處心積慮的計劃下，以後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談判的，中國果然無法國參與其中。

日本侵略朝鮮的急進行動，必然迫使中國採取新的對朝政策。但是，腐敗愚昧的清政府既不能及時的考慮這個問題，改弦易轍，後來竟採取了更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錯誤政策。

清政府對朝鮮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維持傳統的宗藩關係，既不願意朝鮮獨立，也沒有餘力來設法加強“宗主權”。換句話說，就是一切保持原狀。但時勢迫使中國必須改變傳統的對朝政策。

對朝的政策問題，直接聯絡到對日外交。在中日交涉之中實際主持事物的李鴻章，自從1871年中日簽訂《修好條約》之後，對日本一直採取一種聯絡羈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條規之力，約束日本的行動，並抱著“聯東方形勢”的幻想。這顯然是對日本的侵略政策毫無所知導致的。其實，在簽訂修好條規時，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攫取的權益。其後，日本於1872年派使至中國要求修改條約，尤其著重取消《修好條約》第二條有關兩國友誼相助的規定。這些跡象表明日本來者不善，而洋務派官僚還被矇在鼓裡，繼續做著“聯東方形勢”的白日夢。直到後來中日間發生種種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鴻章才開始轉變態度，逐漸地從聯日變為防日。

明成皇后9（4）

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艦隊抵達朝鮮，為迫使朝鮮政府立即開放釜山港和保證日本人在朝鮮擴大貿易，強行逼迫朝鮮政府簽訂條約。大清國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鮮執政李裕元的書信，信中說：“西洋英美諸國專務通商，地球以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縱機括”。

於是朝日締結了所謂《朝日修好條規附錄》和《朝日貿易規則》。由於朝鮮代表昧於國

際法，他們所關心的僅是諸如日本公使久駐漢城、日使進京路線與開放口岸、日本僑民活動範圍等政治問題，而對通商貿易問題很少注意，甚至對關稅、金融貨幣等重要經濟條款，從未認真進行過討論。

根據這兩個條約的規定，日本商人在朝鮮通商口岸除交納為數不多的船稅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納關稅（輸出輸入稅），日幣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幣可以由日本人隨意帶回日本。這就意味著，從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資本主義商品無限制地輸入到朝鮮，可以用日幣隨意掠奪朝鮮的財富。另外，日本人還把低值的朝鮮貨幣大量帶回國內，用作日本貨幣的原料，從而使朝鮮經濟陷入混亂和破產的境地。

關稅自主是近代國家獨立的重要保證，在近代歷史上，國家間締結通商協定不規定關稅者是朝鮮僅有的事例。無關稅貿易不久就成為朝日兩圍爭執的焦點之一。朝鮮政府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並採取補救措施。1878年8月，朝鮮政府決定在釜山以北的豆毛鎮設關，對進入內地的日本商品徵稅，並擬定《定稅冊子》。

這引起與日本的正面衝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義質兩度率軍艦抵釜山示威，強行要求中止徵銳和賠償“損失”。日本駐釜山管理官與日艦“鳳翔”號艦長兇相畢露，公然持劍刺傷朝鮮東萊府使尹致和與辦察官昔運。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義質帶領軍艦，繼續對朝鮮海岸進行詳細測量和偵察，自行選定通商口岸。朝鮮政府曾暫定咸鏡道的北青和全羅道的珍島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絕。日本人選定的是，永興灣的元山和作為首都門戶的濟物浦（仁川）。這兩個港口不單在經濟上，而目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十分有利於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因此，他們硬要朝鮮政府開放這兩個港口。

對此，朝鮮人民堅決表示反對，並進行了鬥爭。這—時期，接連不斷地發生了群眾向日本駐朝公使和公使館投擲石頭的事件。在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封建政府一度也想拒絕日本的要求，但結果還是屈服了。1879年5月閔氏政府首先開放了東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