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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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使朝鮮，事事與袁世凱採取對抗的立場，清日兩國在已經處於正面衝突的局面下了。

袁世凱在朝鮮的種種作為，都以加強中朝宗藩關係為主，逐步走向積極干涉的道路，其結果不可避免的造成朝鮮的離心傾向。由於袁世凱作派驕橫專斷，盛氣凌人，對宮廷之中也不尊敬，在內外事務方面，比較重要事務沒有事先得到他的允許，政府就很難實行，已儼然成為朝鮮的“太上皇”。他的所作所為更加刺激了朝鮮人民的民族情緒，使閔氏政府傾向外國之心更甚。

礙於時局，閔妃等人在袁世凱的高壓下不得不虛與委蛇，但內心對這個“太上皇”

卻越來越憎惡，想要擺脫中國獨立自主的願望日增月長。袁世凱雖知朝鮮有離心的傾向，但總相信憑他的權謀智術足以控制朝鮮。直到中日甲午戰爭時，袁世凱淒涼的從朝鮮撤退，他才發現，他在朝鮮種下了多深的仇怨。

明成皇后14（1）

閔妃一派為清政府事事幹涉所苦，對袁世凱的不滿早露端倪。他與大院君勾結，想剝奪閔妃實權的陰謀已是昭然若揭，使閔妃陷入深深的憂慮當中。為了保護自己，她只有以強化閔氏家族來建立自己的勢力架構。所以，不論大小官職，閔妃一律任命給閔氏家族。

列舉閔氏家族“泳”字輩的幾個人來看，閔泳駿、閔泳達、閔泳煥、閔泳韶、閔泳國、閔泳植、閔泳祥、閔泳偉、閔泳哲、閔泳基、閔泳敦、閔泳州、閔泳宇、閔泳恕等，全都被

授以判書或是參判或是監司以上的職位。“泳”字輩的上一輩“鎬”字輩與下一輩“植”字輩的閔氏家族，被任用者更是人數眾多，其中閔泳駿、閔泳達、閔泳煥、閔泳韶等成為閔氏權勢的“四大巨頭”，當時百姓用“一駿二達三煥四韶”形容國家朝廷大臣。

生為閔氏家族的成員，大體說來他們都帶著飛黃騰達的共同徵兆。而這些人一旦被國家任用，每個人不僅靠賣官鬻爵瘋狂斂財，還在全國各地設立典圓局，任意製造錢幣，忙著中飽私囊。

朝鮮人民在外患交迫、內政腐敗的狀況下，長期地過看痛苦的生活，諸閔官員不顧國家利益，只忙於享受榮華富貴，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對人民的敲詐壓迫，愈來愈殘暴。

值此混亂之際，在咸鏡道地方發生了一件事，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咸鏡監司趙秉植在自己所管轄的地方宣佈了一種新的法令，叫作“防谷令”。

原來日本商人在朝鮮收購糧食，通常是在莊稼收穫以前，給朝鮮農民附有條件的貸款。契約規定，在收穫後，農民應以收穫全部或一部賣給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利用這種收購方式，一方面進行高利貸剝削，一方面又保證了在荒年也能從朝鮮輸出大宗糧食。這種野蠻的掠奪，驅使農民走向貧窮和飢餓的深淵。

1889年，由於朝鮮有許多郡連年發生災荒歉收，農民們堅決反對日本商人自朝鮮輸出糧食，迫使咸鏡監司趙秉植下達所謂“防谷令”，不準賣任何農作物給日本人。

對於監司來說，擔負著養活老百姓的責任，頒佈這樣的法令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對於要從朝鮮輸入米穀養活百姓的日本來說，“防谷令”是個噩耗。日本商人也受到了打擊，便催促日本政府出面向朝解抗議並要求賠償。

閔氏政府最後解除了“防谷令”但不允賠償，這件事拖延3年沒有解決，後來日本任命大石為辦理公使，積極向朝鮮政府交涉而仍然毫無結果。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遂致電李鴻章要求協助，電文中語氣強硬：目前索賠不允，請袁世凱規勸朝鮮政府對我國賠本免息，否則我國將和朝鮮撤使絕交。後經袁世凱從中調解，以朝鮮政府向日本賠款11萬兩了結。

事件雖然按照日本人的意願結束了，但是禁糧案在日本議會中引起不滿朝鮮的激烈言論，日本政壇醞釀著對朝鮮採取強硬態度的氛圍。

受饑荒所苦的百姓們對政府不當的措制感到憤慨，民亂就像燎原之火般，在全國各地開始爆發。南起慶尚道昌寧，北至咸鏡道德原，一發不可收拾。然而，其中，江原道鐵原與錦城地方，良民甚至攻擊官廳，掠奪國家的財產。在平安道地方的成川與江界等地，官民共同發起暴動，平安監司閔柄石甚至逃到京城去。

緊接著禁糧之後，又發生刺殺金玉均事件。

金玉均、樸泳孝等人在“甲申政變”失敗後逃亡日本，仍一面與朝鮮國內同黨互通訊息，一面與日本陰謀團體、軍國主義分子相勾結，繼續進行對朝鮮的顛覆活動。朝鮮政府屢次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都被日本政府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