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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當時，也無法對社會面貌產生實質性的改易。這是湯顯祖明顯地有別於歐洲人文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地方。 更加令人深思的問題還在於：這種足以吞沒新思想的社會結構在湯顯祖自己的頭腦裡也有反映，連他自己的思想文化結構，也會部分地吞沒《牡丹亭》中的瑰麗情思。作為一個在封建主義的文化天地中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湯顯祖無從獲得宗法一體化結構之外的新生力量的有力支援，因此，他的自發的、也反映了現實生活中時生時滅的新鮮觀念的藝術意圖，並不能貫徹到底。他也認為《牡丹亭》是他一生中最滿意的作品，但他已無法再達到這個水平，後來創作的劇本，雖也堪稱佳作，卻已遠不能與《牡丹亭》的精神力量同日而語。這就是一種在自相矛盾之中的自我吞沒。湯顯祖比較熱心科舉，對道教佛教都不無迷醉，但他又嘲弄這一切。寫《牡丹亭》時，正值他的進步思想高揚，而後來，消極情緒也曾統治著他的餘生。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博士在評論李贄時曾經指出： 幾個世紀以後，對李贄的缺點，很少有人指斥為過激，而是被認為缺乏前後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學說破壞性強而建設性弱。他沒有能創造一種思想體系去代替正統的教條，原因不在於他決心和能力，而在於當時的社會不具備接受改造的條件。和別的思想家一樣，當他發現自己的學說沒有付諸實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術化或神秘化。 我們在湯顯祖身上也看到了這種由於不具備社會條件所造成的前後矛盾性。誰也不再抱怨他的過激，誰也不再懷疑他的決心，人們只是惋惜他那強大的思想文化力量的迸發過於短暫，而這一切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造成的，不能責怪他。 在湯顯祖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戲劇文化無法像歐洲的戲劇文化一樣，在重大社會改革的過程中起到巨大的精神鼓盪作用。湯顯祖沒有能做到的，他的後輩也沒有能做到。在整個中國戲劇文化發展史上，有可能鼓盪起社會改革的思想洪流的時代，是萬曆時代，有可能發揮社會改革的作用的作品，是《牡丹亭》。但是就像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習見的現象一樣，這種可能都未能成為事實。 到李玉的《清忠譜》，雖然金剛怒目、力敵萬鈞，卻已是封建社會結構自我調節的問題了。在那裡，已很難找到超越於封建社會政治、思想結構之外的新鮮思想。以李玉為代表的蘇州戲劇家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們的艱苦勞作畢竟無情地表明瞭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思想萌芽在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藝術家隊伍中的萎謝。  
世紀的豐收（6）
（二）《清忠譜》 《清忠譜》一般署為李玉所作，實際上畢魏、葉時章和朱素臣也參加了創作。蘇州劇作家們多有合作之舉，《清忠譜》即是一例。 《清忠譜》所寫的事情，發生在湯顯祖死後十年。湯顯祖曾長期引為友好的東林黨人，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鬥爭，他們公開漫罵、請願、以至衝擊衙門，矛頭直指罪大惡極的宦官魏忠賢，他們希望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引起皇帝對魏的警覺。奸佞之徒，代不乏人，但像明代的嚴嵩和魏忠賢那樣在和平的日子裡統治的時間那麼久，執掌的權力那麼大，網羅的羽翼那麼多，卻是空前強烈地反映了封建國家機器本身的腐敗。人們只要比較一下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和後期就會發現，到明清時期，整個封建國家機器的固有弊病都已充分暴露，自我調節的機能雖然還在發揮，但顯然遲緩得多了，因此這個時期奸臣的產生和惡性發展就比前期更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像魏忠賢這樣的奸臣，既是封建國家機器的必然產物，又是封建國家機器的禍害，封建政治體制如要有效地延續下去，就要運用自我調節的機能將它排除掉。要不然，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就要短得多了，因為反奸臣的群眾鬥爭很可能向著頗與朝廷過不去的方向發展。 《清忠譜》所展示的客觀情節讓我們看到，發生在蘇州的那場反魏忠賢的群眾鬥爭，其基本隊伍是市民；但是，這場鬥爭的性質，並沒有與市民階級的獨立思想相勾連。鬥爭的領導者就其思想素質論，還屬於封建官僚階層中的剛介正直之士，儘管他們已被罷官，或官職不高。魏忠賢既是他們的對頭，也是廣大市民群眾的對頭，因此他們在反魏鬥爭中能夠部分地代表市民的利益，受到市民的擁護。但是，說到底，他們所領導的這場鬥爭，在基本性質上是呼籲和促成了封建國家機器的一次自我調整。這樣的鬥爭，最後必然是需要調動皇帝的力量的。《牡丹亭》即使最後皇帝不出場也已在大體上完成了杜麗娘的勝利，《清忠譜》則不同，志士仁人們的壯烈行動，都是為了能使最高統治者對奸臣有所察覺，作出懲處。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