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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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將英軍（直至此時咸豐帝尚不知法國已對華開戰）逐出廣州，“然後由地方官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

咸豐帝以為，英軍只有數千，團練能集數萬，以十當一，又何不勝之？咸豐帝又錯了。這裡且不論以鬆散的團練來正面攻擊訓練有素的英軍，在軍事上是多麼失策，結局只能是一敗塗地；更荒唐的是，在咸豐帝的心目中，中英兩國之間的戰爭，可以轉化為民、“夷”之間的戰爭，清政府竟然可以充當中立者，出面調停“交戰雙方”的衝突。這種手法，咸豐帝在此前此後皆有運用。毫無疑問，我們仍舊可以在傳統治術的武庫中找到它的原型。在專制社會中，天子的聖旨是絕對正確的真理，誰也不能對此有絲毫的懷疑。到了咸豐朝，聖旨因破綻百出雖已自我動搖了神聖的地位，但抗旨仍是臣子們不敢為之的事情。於是，羅惇衍等團練大臣在頌揚聖明之後又以軍費無出而延宕時日，新任兩廣總督黃宗漢不斷隱瞞實情，似乎在安撫咸豐帝。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廣州周圍的團練在奏摺公文上的數字已經達到數萬，但始終沒有發起對廣州城的進攻。廣州一直為英法聯軍所佔領，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廣州城陷的訊息，隨著南來北往的商船，很快就傳到上海，引起了一陣小小的恐慌。此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恐戰火北延，主動派下屬去與英、法等國領事聯絡，宣佈了一項讓英、法都感到詫異的訊息：“粵事應歸粵辦。上海華夷並無嫌隙，應當照常貿易。”�

“粵事應歸粵辦”，反映出何桂清等一班沿海疆吏的觀念。他們將英法兩國在廣州的軍事行動，看作是廣東省與英、法之間的戰爭。既然江蘇官員與英、法關係尚好，上海就不應當開戰而成為第二個廣州。何桂清也將此想法向咸豐帝報告，提出了具體的理由：一是每年約百萬餘石漕米由上海放洋，上海已成南漕海運的中心；二是上海每年對外貿易的關稅達數百萬兩；三是上海的厘金也有相當大的數額。�前一項牽涉到京城的糧食供應，後兩項實是江南大營等處清軍的軍費所在。除此之外，還有一項何桂清此次沒有說，但江蘇的官員曾多次上奏過，那就是上海一旦開戰，清朝勢必陷入兩面作戰，若“夷人”與“長毛”聯手，東南局勢將不可收拾。何桂清的主張居然得到了咸豐帝的批准，上諭中赫然寫道：上海“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上海華夷既無嫌隙，自應照舊通商”。�

第九章　公使駐京問題（2）

與何桂清持同樣看法的還有當時的閩浙總督王懿德。他在奏摺中稱，如果英國軍艦前來“窺伺”，“惟有責其恪守和約，析之以理”。�

也就是說，只打算堅守條約維持和平，而不準備與之交戰了。他的這種做法也得到了咸豐帝的批准。由此而出現了中外戰爭史上的奇觀。中國的一部分與英、法兩國處於戰爭狀態，而另一部分卻與英、法和平共處。本來按照國際慣例，兩國交戰，應該撤退平民、中斷商貿、向對方封鎖港口、並在一切陸地和水域進行全力拼死的戰鬥；而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卻出現另一番景色，酒杯照舉，生意照做，一切與平時並無二致。它們是交戰國中的“和平區”。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員與英、法官員往從甚密，有時還稱兄道弟，上海港依舊向英、法軍艦張開懷抱，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侵略軍北上南下的中轉站和補給基地。這些在今人看來不可思議之事，咸豐帝卻看不出有什麼不妥。　廣州是英法聯軍的佔領區，咸豐帝既不派兵也不撥餉，只是讓當地官紳“自救”，因而大體處於和平狀態。上海等四個口岸又是咸豐帝特批的“和平區”，英法軍艦和部隊可以自由地進進出出，沒有任何戰爭的跡象。那麼，戰區又在哪兒呢？在北方，就在咸豐帝頂頂恐懼的天津一帶。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先後來到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國使節照會清政府，限六天內派大員前來談判，否則採取必要手段。強盜已經打上門來了，咸豐帝仍不欲還手，諭旨中稱：“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

而他在天津的“柔遠之方”、“羈縻之計”，仍如其在廣州和上海等地的對策，距近代國際觀念十分遙遠。咸豐帝派直隸總督譚廷襄出面，與各國交涉，其“錦囊妙計”是行分化瓦解之策：對俄國表示和好（中俄和誼已達百年，俄國不應幫助宿敵英國和法國，若能助順，可在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臺三口之外，另開兩口，以合五口之數）；對美國設法羈縻（廣州之戰時美國未助惡，大皇帝嘉爾守信秉義，若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