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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方便一下也必須要穿著整齊,跑到幾十米之外。
屋裡的陳設簡陋多了,兩個單人床一併就是雙人床,一張最普通不過的一頭兒沉桌子,兩張木把椅子,還有老人留下來的大批書籍和衣物,把三間小屋佔得滿滿的。胡煒花一百多塊錢買了一對布面的簡易沙發,使原來就轉不過身來的小空間更窄巴了。家裡最值錢的東西,就是那臺二十英寸日立彩色電視機,還有一臺生了鏽的老式華生牌電扇。
杜芸是390醫院的一個藥劑師,她的父親原是兵種杜景林副政委,比胡副司令去世還要早,母親劉珍原是兵種子弟學校的校長,也不在了。杜芸的愛人李平山也是幹部子弟,父親原是省軍區的副司令,母親原是省婦聯的紀檢委書記,他本人也當過兵,現在是北京市基層檢察院的一個幹部。胡煒和杜芸原來曾經在同一所中學讀書,兩家老爺子之間的關係不錯,“文革”中杜芸也曾經幫過胡家的忙,因此,到了山下,大家住在一個院子裡,同是天涯淪落人,自有一番共同語言。
落差如此之大,他們還接受得了,大家都是從小過集體生活長大的,眼下這種生活條件,對他們說來不算特別艱苦。最使他們難以忍受的,就是院裡鄰居關副所長一家人的倒行逆施。
這位關副所長,說起來也是宋沂蒙的德州老鄉,儘管只是個正營職,可是在胡煒、杜芸面前,他的架子卻很大,處處都要顯示領導威風。他最瞧不起這些“雙亡戶”,所以從不把她們當作鄰居,有時面對面地走過,連個招呼也不打。他還叫手下人給杜、胡兩家約法三章,一是不得早出晚歸,二是不得養貓養狗,三是不得聚眾騷擾,鬧得兩個同是正營職文職幹部的杜芸和胡煒哭笑不得。
院子裡有兩棵柿子樹,一颳風,樹枝子和樹葉就往下掉,掉在地上,一堆堆的。關副所長很勤快,每天早晨五點鐘就起床掃地,他只打掃自己門前這一塊兒,而且把垃圾都掃到別人家跟前,慢慢地胡杜兩家門前都成了垃圾堆。
胡煒一下班回家,看見門前的那堆垃圾就頭痛,她長這麼大哪受過這種氣?她幾次忍不住要去罵關副所長,可到了人家門口又縮回來了。她和杜芸兩人都在部隊單位工作,要是關副所長一紙公文,編造點兒什麼理由,再蓋上大紅印章報送了上去,她們可得吃不了兜著走。
胡煒和杜芸誰也不敢起來反抗,幹休所就像是胡、杜兩家的後爹後媽,兩家老小寄人籬下、噤若寒蟬。自從“鬧貓事件”以後,她們的日子更不好過。
副所長的老婆比副所長可厲害多了。關副所長的老婆也姓關,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人人叫她關大姐。她模樣極醜,可是脾氣大,架子也不小,在附近一帶就是一隻母老虎。
關大姐挺能算計,院子裡的那兩棵柿子樹,一棵離關副所長的房子近些,歸關家所有,另外一棵就長在胡煒家的窗前,就算胡家所有。關大姐為了使自家的柿子樹能夠多享受陽光,就把胡煒家的柿子樹給鋸禿了,而她家那棵柿子樹長得又粗又壯,一根樹幹整整壓在胡家的房頂上,把房頂生生壓壞,夏天漏雨,冬天透風。胡煒爬著梯子上去好幾次,可是房子實在太老,補了好幾次也沒有補好。
每到豐收的季節,關大姐把兒女動員起來,還找幾個幫手,三下五除二將秋季的果實,把柿子打得一空,杜、胡兩家連嚐個鮮的份兒都沒有。
胡煒悄悄地對杜芸說:“這兒哪是幹休所呀?簡直是鬼子據點!”她們聯合起來,豁出去在院子裡嘟囔了幾句:“講點公德吧!都是當兵的,幹什麼呀這是?”
關大姐聽是聽見了,可她不但不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居然把院子裡的草坪鏟光,紮了大棚,種上了各式各樣的蔬菜,過幾天就上一次糞肥,鬧得院子裡臭氣熏天。她叫三個戰士拉了滿滿一卡車黃土,把自家的門前墊得高高的,形成一個寬大的土坡,一下雨,他家裡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可是臭水都順著土坡流淌到別人家裡。
杜芸實在受不了,捲起鋪蓋卷,帶著孩子到390醫院住集體宿舍去了,她愛人李平山到人民大學去讀法學研究生,因為那裡有住的地方,能安靜地讀書和工作。她妹妹和兩個弟弟也借別人的房子到外邊住去了。
杜家在香山幹休所名存實亡了。胡煒沒地方去,只好忍氣吞聲,老老實實地待著。 和宋沂蒙結婚後,兩人也只好在這裡將就著。
禮拜一是安轉辦通知工作分配結果的日子,宋沂蒙在外面跑了一天,擦黑才回家。剛一進門,妻子察覺出他的情緒不對頭。她心裡頭藏不住事,她把宋沂蒙摁在木頭椅子上,急切地問:“有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