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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徐渭我瞭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後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嚐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痴。他遭遇過複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鬥爭，又曾惶恐於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誌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麼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衝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擷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後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徐渭這樣淒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著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後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範疇，而是誇張地袒露其醜，以醜直換人心，以醜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著，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遊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徵。
中國畫平素在表現花鳥蟲獸時也常常講究一點象徵，牡丹象徵什麼，梅花象徵什麼，喜鵲象徵什麼，老虎象徵什麼，這是一種層次較低的符號式對應，每每墮入陳詞濫調，為上品格的畫家們所鄙棄，例如韓斡筆下的馬，韓滉筆下的牛就並不象徵什麼；但是，更高品位的畫家卻會去追求一種整體性的氛圍象徵，這是強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畫幅物像中充分直觀所必然導致的要求。朱耷的鳥並不具體在影射和對應著什麼人，卻分明有一種遠遠超越自然鳥的功能，與殘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種獨特的精神氣氛。面對朱耷的畫，人們的內心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陣寒噤。
比朱耷小十幾歲的原濟也是明皇室後裔，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他與朱耷都是“金枝玉葉老遺民”。人們對他比較常用的稱呼是石濤、大滌子、苦瓜和尚等。他雖與朱耷很要好，心理狀態卻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沒有朱耷那麼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更廣闊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觸，悲劇意識有所泛化。但是，當這種悲劇意識泛化到他的山水筆墨中時，一種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風格也就蔚成氣候。沉鬱蒼茫，奇險奔放，滿眼躁動，滿耳流蕩，這就使他與朱耷等人一起與當時一度成為正統的“四王”（即王時敏、王鑑、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了很強大的時代性衝撞。有他們在，不僅是“四王”，其他中國繪畫史上種種保守、因襲、精雅、空洞的畫風都成了一種萎弱的存在，一對比，在總體上顯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濟這些人，對後來著名的“揚州八怪”影響極大，再後來又滋養了吳昌碩和齊白石等現代畫家。中國畫的一個新生代的承續系列，就這樣構建起來了。我深信這是中國藝術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國人在明清之際的一種驕傲。
齊白石在一幅畫的題字上寫的一段話使我每次想起都心頭一熱，他說：
青藤（即徐渭）、雪個（即朱耷）、大滌子（即原濟）之畫，能橫塗縱抹，餘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餘於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齊白石之前，鄭燮（板橋）就刻過一個自用印章，其文為：
青藤門下走狗
這兩件事，說起來都帶有點瘋痴勁頭，而實際上卻道盡了這股藝術激流在中國繪畫史上是多麼珍罕，多麼難於遇見又多麼讓人激動。世界上沒有其他可能會如此折服本也不無孤傲的鄭板橋和齊白石，除了以筆墨做媒介的一種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強力誘惑。為了朝拜一種真正值得朝拜的藝術生命，鄭、齊兩位連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們都是鄉間窮苦人家出身，一生為人質樸，絕不會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