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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範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物件，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儲存，卻不知是為什麼。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範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餘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範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芸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范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藉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范家媳婦之後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後裔在當時已屬於旁支。反正錢繡芸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鬱鬱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憂鬱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裡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範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範氏家族陷入困惑。
範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訊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對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各房也早有所聞。儘管當時的資訊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19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範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範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裡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開啟，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