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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裡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嚮往。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麼宣傳，不知怎麼立即會捲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麼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戏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麼一個城市裡。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藉口聊以自慰，並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物件，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儘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徵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複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並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幹也在渾身衝動，於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麼風，捧什麼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麼？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查，敢於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髮。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