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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灘地交融在一起了，於是有了寫文章的衝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劃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遊，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叉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侷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座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後只得象《金色池塘》裡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堙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後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塗塗抹抹，然後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穫》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面。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象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餘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說大一點，決定著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事實上，即便是在一種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尋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們又何必把這種定位看成天生血緣呢？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後一站。
楊明：《我以為有愛》
我拋棄了所有的憂傷與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那永恆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沿著這條路走來。
泰戈爾：《採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程，那麼，每一次留駐都不會否定新的出發。基於此，我的筆下也出現了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評述。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於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後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鬆，蒼老後的年輕。
當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
◇◆ 道士塔 ◆◇
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從幾座坍弛的來看，塔心豎一木樁，四周以黃泥塑成，基座壘以青磚。歷來住持莫高窟的僧侶都不富裕，從這裡也可找見證明。夕陽西下，朔風凜冽，這個破落的塔群更顯得悲涼。
有一座塔，由於修建年代較近，儲存得較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讀去，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籙！
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箇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洩。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洩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