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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可以讓人產生一種方便感和舒坦感，卻無法對應出一種生命考驗。為此，歐洲啟蒙主義的大師們不贊成法國古典主義的大一統，不贊成把人類的社會生活和藝術生活都處理成凡爾賽宮規整無比的園林一般。他們呼喚危崖、怒海、莽林，呼喚與之相對應的生命狀態。這便是他們心中的詩意，狄德羅甚至直捷地說，人類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詩意。難道是他們在抵拒現代嗎？不，他們是啟蒙者，分明啟蒙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現代。現代，本不是一種文質彬彬的搭建，而是人類的一種原始創造力的自然發展。
因此，再現代的人也願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圖”中把延綿千年的生命力重溫一遍，願意一再地品味苦澀的夜雨，然後踩著泥濘走向未來。
前不久聽到有人對那些以黃土文化為背景的藝術作品提出批評，認為它們寫得過土過野。這些批評家不願意看到人類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濘，只希望獲得一點兒成果性的安慰。無論在生命意識還是在審美意識上，他們都是弱者，狄德羅所說的詩意他們無法理解。
◇◆ 筆墨祭 ◆◇
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年代那麼長，文人那麼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湧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於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苟，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乾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鬥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並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五四以降，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如柳亞子、郁達夫他們），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並不那麼熱情和從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他們的藝術人格，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這裡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條。只是為了一件瑣事，提筆信手塗了幾句，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今天看來，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卻也並不驚駭萬狀。於是，一種包括書寫者、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洩露無遺。在這裡，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並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我相信，後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
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築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裡。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歎，但最使人舒心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