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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終於跛著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現在，我書寫的七字墓碑，正樹立在狀元墳，樹立在層層墓碑的包圍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筆墨。他竭力諱避家族世譜，但三個墳，狀元、張老先生和他的，安然並列，連成一線，像是默默地作著他曾熱衷過的邏輯證明。不管怎麼說，這也算給故鄉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 老屋視窗 ◆◇
前年冬天，母親告訴我，家鄉的老屋無論如何必須賣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對賣屋的一個，為著一種說不清的理由。而母親的理由卻說得無可辯駁：“幾十年沒人住，再不賣就要坍了。你對老屋有情分，索性這次就去住幾天吧，給它告個別。”
我家老屋是一棟兩層的樓房，不知是祖父還是曾祖父蓋的。在貧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著，十分顯眼。全村幾乎都姓餘，既有餘氏祖堂也有餘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餘氏家族榮耀的，是這座樓。這次我家這麼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寬寬敞敞地住一間。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長大的那一間，在樓上，母親昨天就僱人打掃得一塵不染。
人的記憶真是奇特。好幾十年過去了，這間屋子的一切細枝末節竟然都還貯積在腦海的最低層，一見面全都翻騰出來，連每一縷木紋、每一塊汙斑都嚴絲密縫地對應上了。我痴痴地環視一週，又伸出雙手沿壁撫摩過去，就像撫摩著自己的肌體，自己的靈魂。
終於，我摩到了窗臺。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這兒開始打量世界。母親憐惜地看著成日扒在視窗的兒子，下決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換上兩頁推拉玻璃。玻璃是託人從縣城買來的，路上碎了兩次，裝的時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裝上。從此，這間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遠處便是連綿的群山。於是，童年的歲月便是無窮無盡的對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條隱隱約約的路，常見農夫挑著柴擔在那裡蠕動。山那邊是什麼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廟臺？是戲臺？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還沒有到山那邊去過，我不會去，去了就會破碎了整整一個童年。我只是記住了山脊的每一個起伏，如果讓我閉上眼睛隨意畫一條曲線，畫出的很可能是這條山脊起伏線。這對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線。
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鄉間沒有電燈，四周安靜得怪異，只能睡。一床剛剛縫好的新棉被是從同村族親那裡借來的，已經曬了一天太陽，我一頭鑽進新棉花和陽光的香氣裡，幾乎熔化了。或許會做一個童年的夢吧？可是什麼夢也沒有，一覺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睜開。
怎麼會這麼明亮呢？我眯縫著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銀亮的雪嶺，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無夢的沉睡中，下在歲月的溝壑間，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徹。
一個陡起的記憶猛地闖入腦海。也是躺在被窩裡，兩眼直直地看著銀亮的雪嶺。母親催我起床上學，我推說冷，多賴一會兒。母親無奈，陪著我看窗外。“諾，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順著母親的手看去，雪嶺頂上，晃動著一個紅點。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潔白，這個紅點便顯得分外耀眼。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學，她住在山那頭，翻山上學來了。那年我才6歲，她比我大10歲，同上著小學二年級。她頭上扎著一方長長的紅頭巾，那是學校的老師給她的。這麼一個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過雪山來上學，家長和老師都不放心，後來有一位女教師出了主意，叫她紮上這方紅頭巾。女教師說：“只要你翻過山頂，我就可以憑著紅頭巾找到你，盯著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來幫你。”河英的母親說：“這主意好，上山時歸我看。”
於是，這個河英上一趟學好氣派，剛剛在那頭山坡擺脫媽媽的目光，便投入這頭山坡老師的注視。每個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嶺上的一個紅點，在兩位女性的呵護下，像朝聖一樣，透透迤迤走向學校，走向書本。 這件事，遠近幾個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視這個紅點的人，遠不止兩位女性。我母親就每天期待著這個紅點，作為催我起床的理由。這紅點，已成了我們學校上課的預備鈴聲。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頂，山這邊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開了。
女孩到十五六歲，在當時的山鄉已是應該結婚的年齡。早在一年前，家裡已為河英準備了婚禮。舉行婚禮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兩天後，在我們教室的視窗，躲躲閃閃地伸出了一個漂亮姑娘蓬頭散發的臉。她怎麼也不肯離開，要女教師收下她幹雜活。女教師走過來，一手撫著她的肩頭，一手輕輕地捋起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