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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稱不上什麼藏書家。好書自然也有不少，卻沒有版本學意義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滿意的是書房裡那種以書為壁的莊嚴氣氛。書架直達壁頂，一架架連過去、圍起來，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走進書房，就像走進了漫長的歷史，鳥瞰著遼闊的世界，遊弋於無數閃閃爍爍的智慧星痤之間。我突然變得瑣小，又突然變得宏大，書房成了一個典儀，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
一位外國旅遊公司的經理來到我的書房，睜大眼睛慢慢地巡視一遍，然後又站在中間凝思良久，終於誠懇地對我說，“真的，我也想搞學問了。”我以為他是說著玩玩的，後來另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位經理現在果真熱心於跑書店，已張羅起了一個很像樣子的書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閱盡世間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簡陋書房中的雜亂景況，竟能對他產生如此大的衝撞？答案也許是，他突然聞到了由人類的群體才智結晶成的生命芳香。
羅曼·羅蘭說，任何作家都需要為自己築造一個心理的單間。書房，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書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禪床。
我的家一度在這個城市的東北部，一度在喧鬧的市中心，現在則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時時變換，而我則依然故我，因為有這些書的圍繞。有時，窗外朔風呼嘯，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簾，坐擁書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詳。是的，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
然而我終究不是隱士和老僧，來訪的友人每天絡繹不絕。友人中多的是放達之士，一進書房便爬上蹲下，隨意翻閱。有的友人一進門就宣佈，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書的，要我別理他們，照樣工作。這種時候我總是很高興，就像自己的財富受到了人們的鑑賞。但是，擔憂也隱隱在心頭升起，怕終於聽到那句耳熟的話。那句話還是來了：“這幾本我借去了！”
我沒有學別人，在書房裡貼上“恕不借書”的佈告。這種防範密守，與我的人生態度相悻。我也並不是一個吝嗇的人，朋友間若有錢物的需要，我一向樂於傾囊。但對於書，我雖口頭答應，心中卻在囁嚅。這種心情，大概一切藏書的學人都能體諒。
我怕人借書，出於以下三方面的擔憂。
其一，怕急用的時候遍找無著。
自己的書，總或多或少有內容上的潛在記憶。寫文章時想起某條資料需要引證，會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個書架，把手伸到第幾層。然而那本書卻不在，這下就慌了手腳，前後左右翻了個遍，直鬧得臉紅心跳、汗流浹背。文章一旦阻斷，遠比其他事情的暫停麻煩，因為文思的梳理、文氣的醞釀，需要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有時甚至稍縱即逝，以後再也連貫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緊迫，很可能因幾條資料的失落，耽誤了刊物的發稿，打亂了出版社的計劃。於是只好定下心來，細細回想是誰借走了這幾本書。想出來也沒有用，因為這種事大多發生在深夜。
借書的朋友有時也很周到，經過反覆掂量，拿走幾本我“也許用不到”的書。其實文章一旦展開，誰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時我只好暗自祈禱：但願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寫這篇文章，幾次想起周作人幾本文集中有幾條關於藏書的材料，可惜這幾本文集不知被誰借去了，剛才還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歸還時書籍被弄“熟”弄髒。
這雖是外在形態的問題，對藏書的人來說卻顯得相當重要。藏書藏到一定地步，就會對書的整體形式重視起來，不僅封面設計，有時連墨色紙質也會斤斤計較。捧著一本挺展潔淨的書，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讀這樣的書，就像與一位頭面乾淨、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整個氣氛迴盪著雅潔和高尚。但是，借去還來的書，常常變成卷角彎脊，一派衰相。有時看上去還算乾淨，卻沒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軟綿綿、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書店裡還有這本書賣，我準會再去買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隨手送掉。
或問：“你不是也購置遠年舊書嗎，舊書還講究得了什麼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歷史風塵，舊得有味，舊得合乎章法。我們不能因為古銅鼎綠鏽斑剝，把日常器皿也都搞髒。
其三，怕借去後彼此忘掉。我有好些書，多年不見歸還，也忘了是誰借的，肯定永遠也不會回來了。我堅信借書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沒，而是借去後看看放放，或幾度轉借，連他們也完全遺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