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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掉一個何思源，犧牲個把人算什麼？如果在路上幹掉，比保住我們弟兄的生命要重要多了。”毛人鳳口氣緩和下來。
葉翔之沉思一陣，說道：“我會從這件事裡汲取教訓的”。
毛人鳳目露兇光，惡狠狠地說：“我們都應該從這裡邊汲取教訓，對反對我們的人，決不能有一絲手軟。”
傅作義（1）
李宗仁在那張暗殺名單上僥倖撿回了條命。從那張名單上不難發現，凡是被列入前沿的人物，不是德高望重的政界名流，就是與蔣介石恩怨糾葛幾十年的封疆大吏。
傅作義就是其中的顯著代表。
1949年1月，國民黨華北最高軍政長官傅作義將軍面對日益殆危的戰局，審時度勢，斷然
宣佈北平和平解放。訊息傳出，不啻一記悶雷，將蔣介石重重地擊倒在地。當時，蔣介石一心忙於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企圖確保江淮，坐擁南面半壁，贏得喘息之機，再同共產黨抗衡。
因此，面對傅作義數十萬大軍困守北平孤城，他心裡一直盤算，希望傅作義能將精銳部隊由塘沽海上南撤，將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傅作義這時經過共產黨的爭取，已打定主意，堅決走和平起義的道路，他對心腹愛將、國民黨三十五軍軍長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鄭重地說：“以眼下前景而論，我們不必悲觀。我已考慮生路是有的，那就是要下定決心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義同解放軍的秘密磋商，蔣介石很快就察覺了。為了穩住傅作義，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費盡了心機，他派出的說客一個接一個來到了北平。
首當其衝的便是閻錫山晉軍大將、時任國民黨軍令部長的徐永昌，他和傅作義是同起於晉軍卒伍的袍澤，後來兩人各為其主，但情誼卻一直延續。
徐永昌來到北平，傅作義熱情款待，把酒敘舊誼，朋友間不勝言歡。見火候差不多了，徐永昌單刀直入切入正題：“宜生，聽說你與那邊接頭了，蔣公心中期你甚殷。”
傅作義擱下酒杯，正色作答：“傅某身為黨國大員，怎能不效忠黨國呢？”
徐永昌臉上一陣潮紅，勸道：“我受蔣公之託，於公於私作回魯仲連，蔣公希望你能以幾十年袍澤舊誼為重，將平津的國軍分三路南撤，以便和共軍持久作戰。”
“哪三路？”傅作義不緊不慢問道。
“蔣公的意思，”徐永昌伸出手比劃了個“三”的姿勢繼續說，“共軍大軍壓境，為了儲存實力，以便和共軍持久作戰，希望平津國軍分三路南撤：一路從天津、塘沽經海路撤至青島，另一路經河北、山東到青島，第三路可請空軍協助……”
“哎……”傅作義喟然長嘆，“恐怕晚了吧，共軍已經團團圍住平津，怎麼能衝得出去。即便出去，南撤只能加快被殲的命運。”
徐永昌遭到了這般拒絕，只得失望地返回南京覆命。
隨後，蔣介石敲山震虎般地派出了原軍統大頭目、後任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的鄭介民再次飛到北平，除了重複徐永昌的說法之外，又拍打著胸脯保證道：“只要傅總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屬人員一定保證南撤成功，他們與我一樣聽從傅總司令的命令就像服從蔣委員長一樣。”
傅作義仍然用那套話不露聲色地回絕了他。
鄭介民不甘心，他又以特務手段公開在不同的場合相脅：“對於那些敢於出頭露面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蹤，必要時就把他們幹掉，以起‘殺雞儆猴’之效。”
傅作義聞之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我傅某人吃糧當兵幾十年，活到今天好歹也是陸軍二級上將。如果有幾個特務敢於造次，我想他們還沒那個本事。”
鄭介民最後一次去相勸，話還未出口，就被嗆得語塞，只得悻悻而去。
蔣介石見前兩人的勸說都不奏效，為了表明心跡，他最後乾脆派去了自己的兒子蔣緯國，帶上他的親筆信，執子侄輩之禮，並以東南行政長官為籌碼。
蔣介石信中道，“宜生吾兄勳鑑：去歲迭奉慰書，弟因故未復，實深抱歉……西安雙十二事變，上了共產黨的當，第二次國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訓。今聞吾兄處境危艱，欲與共黨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緯國前來面陳。請親自檢查面陳之事項。專此敬候，勳安。弟蔣中正。”
可是，傅作義在南苑機場對“少主傳書”的蔣緯國依然拒絕道：“我半生戎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對人民有利，得失何足道哉！請向總統
